《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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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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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  
  ——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  
  ——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  
  ——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  
  ——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  
  ——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  
  ——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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