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1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二恳兴下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零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下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 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鳞、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  
  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第八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第八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 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 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 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 ”“ 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 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 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 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 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 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 、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 、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 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