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很难讲，我控制不了他们，还有点怕他们，他们一发脾气，就不管你张三李四。”
“不能够怕，就是给你戴高帽，你也要戴着高帽做工作。”
“我尽力来办。”
一时无话了，江醉章看样子有点坐不住，像有什么急事挂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发里磨来磨去。一看陈政委，好像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江醉章终于不顾他了，忽地站起来说：“政委，我走了。”没有等政委说是与不是，他已经走出了门，也不再跟陈小炮告别，急步下楼去，匆匆出了小院门。
陈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后，自语了一句：“他这是什么意思？群众……群众……群众会怎么样？会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战友，四十年同路走过来的老战友。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来：
彭其十五岁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他自己养活自己。一无田，二无土，租了人家的柴山来学着烧炭，像野人一样，住在山上的窑棚里度过了好几年。陈镜泉比他幸运，双亲都在，还读了四年书，但后来因缴不起学费，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条门路，正好彭其来邀他入伙，条件是，彭其教陈镜泉烧炭，陈镜泉教彭其认字。在山上朝夕相处整整三年，文化水平相等了，烧炭的本事也相当了。有时用绳套套一只鹿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时挖几个笋子煮白水，一样吃得香。那年搞农会，两兄弟商量下山来入了伙，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小，又能写标语，又能算账；又会烧炭，给自卫军打梭镖，什么事情都干过。每天夜里，两人头挨头睡在一起，谈起共产来想得天花乱坠，好像明天就是共产世界了。后来听说共产还并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杀头。兄弟俩实在太喜欢那个共产世界了，便决心不顾一切，一定要干到底，谁也不许半路开溜。为了建立一种信用，用鹿皮做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针我一针，一天缝几针，便把它缝好了。又用扒火的铁筷子烧红，在鹿皮荷包上烫了几个字，左边：“努力共产。”右边：“努力共产。”中间：“死结同心。”用剪刀从中间一剪开，便成了两个皮荷包，每个荷包上都有半个“死结同心”和一个“努力共产”。剪开鹿皮荷包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这一世，我们兄弟砍头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饭各一碗，无米两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结同心。”
现在，革命革到底了吗？可是那死结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时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轻的时候心地也真单纯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青年时候的盟约，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双方的处境都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会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儿戏，不可认真。而彭、陈两个的同心，实在与一般的儿戏不同。四十七个只剩了三个，这对同心还没有散，多不容易啊！同心的目标是要努力共产，共产还没有实现，工作还同在一起，大可以继续努力干下去，这样宝贵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同心，为什么也要遗忘，也要叫它散了呢？陈政委想起这些，难过得心如刀绞，想去找谁说说话，又无人知道这一段历史，只有那胡连生是可以说说的，他又成了“疯子”，难道还能找彭其去说这个吗？那就真正是小孩子了！他产生了一种古怪心情，好像庙里的孤僧一样，寂寞得不知怎样打发日子，竟毫无目的地敲开了儿子小盔的门。
小盔埋头在画石膏像，见爸爸进来也不理睬。陈政委看着他画了一阵，忽然提出说：
“你画个烧炭的试试看。”
“什么烧炭的？”
“就是那山上烧柴炭的，搭一个人字棚住上，在里面烧起火，一条鹿子腿，腌了盐的，用藤条吊在火上烤，烤得喷香，两个青年人，一个撕一块肉在吃，还抢，你抢我的，我抢你的，笑得要死。”
“这我画不了。”小盔说，“美术是空间艺术，不是时间艺术，还要画出过程来，不成了动画片？”
“什么空间时间！”政委感到扫兴，自语一句出了门。他慢慢地在走廊里移步，感觉到走廊很宽，又很高，回声嗡嗡地响，像教堂一样，特别令人寂寞，又特别耍故谷颂乇鸶械娇湛盏吹矗械阈幕拧Ｊ导噬希飧鲎呃鹊母叨群涂矶榷几室耍皇墙裉焖嫒说男那楸浠浠樟恕Ｕε抡飧鲎呃龋愣憬∨诘姆考淅锶ァＰ∨谠谀抢锎┱胍撸ё叛栏傻谜鹁ⅲ欢ㄒ炎约耗撬蚜丝诘慕夥判购谩Ｕ挥卸运男形巳ぃ痪醯谜庋芎茫膊痪醯谜馐嵌嘤啵粘盏赝潘┝思刚耄蝗晃实溃�
“小炮你也跟别人结过什么同心吗？”
“什么？铜心？”
“咹。”
“还铁心呢！铜心！”
陈政委没有笑，像耳聋听不见似的，觉得无味，站起来又走，只得仍旧走回办公室，这里站站，那里站站，最后决定去摸电话。好像那电话是漏电的，把手一伸，又收回来，又一伸，碰了一下，又收回来。后来还是勇敢地抓了起来，拨了号码问：“彭……彭……”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响起了邬中的一串机关炮似的回话声。
“是政委吗？司令员暂时不在这里，不知到哪里去了，只说叫我守电话，没有叫我跟去。我还以为到您那里去了，老战友谈谈知心话，不便叫我听见呢！他没有去，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您有什么指示能给我讲的我就记下来告诉他，要是不能对我讲，等他回来要不要请他到您那里去一趟呢？政委，如果需要保密，最好是请他到您那里去，现在阶级斗争复杂，电话不保险啊！”陈政委气得嘴唇发乌，一个字也没有说，将电话筒使劲一惯，许久没有动弹。
第十四章 老人心
彭司令员的黑轿车开到文工团那座丁字楼前停下。
他躬身走出车门，把墙上的标语扫了一眼，便踏上台阶。他的步履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劲的，最近以来尤其是这样。使人感到他目前时运正好，一切都顺心如意，牢牢地掌握着中国南方一大片制空权。他眼睛平视，像箭一样犀利地射向被他看见的地方，表情总是那么严肃，最近以来尤其如此，使人觉得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健、机敏、尊严可畏，是不容侵犯的。他走着笔直的路，进入小礼堂。宣传部有位正在文工团领导运动的副部长，叫了声“起立”的口令，全会场肃然站起。司令员听完副部长的简短报告，便走到讲台前去。
“坐下！”
他下完命令，挺直腰干端坐在藤椅上，将一百多名文工团员依坐位顺序一个个打量清楚，二十分钟内没有开始说话。会场的气氛显得很紧张，表情丰富的文工团员们全都板着面孔，一动也不动，像两军对垒，正要开火之前。过细审视每个人的神态，却各有不同，有的是严肃，有的是矜持，有的是过分紧张，有的显露出畏惧心理，有的怀有敌意，有的像是愤愤不平，有的闪着挑衅的眼光，有的在勉强掩饰心中的不满，有的好像处于睡眠状态，有的类似悲哭以后的痴呆，有的简直以为自己是被告席上的罪犯，有的在竭力以冷静的表面态度掩盖着得意洋洋的内心活动。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群更加复杂得多，无论你多么复杂，无论你们相互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微小，也蒙混不了司令员那十分老练和敏锐的眼光，将你们一个个区别清楚。
他把眼光移到最后一排末尾的位置上，看到一个微胖的女演员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怎么开会还要带孩子啊？”司令员说了第一句话。
“报告首长！”那个女同志抱着孩子站起来，“孩子的爸爸被抓去坐牢了，成了反革命，托儿所的阿姨对他另眼相看，我只好抱回来。”
“他的爸爸是谁？”司令员问旁边的副部长。
“范子愚。她是范子愚的爱人，叫邹燕，话剧演员。”副部长回答说。
“托儿所的阿姨会这样做吗？”司令员问。
“我没有说假话。”邹燕仍站在那里说。
“你，”司令员指着副部长说，“带着邹燕同志把孩子送回托儿所，告诉那里的阿姨，司令员讲的，这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反革命。今后，就是对反革命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孩子不负父亲的政治责任心，”他一字一板地说，每个字都经过了考究，就像在指挥作战中，口头发布命令，报务员直接译成电文发拍出去时一样。
邹燕说的未必是真话，她是带着气说话的，也许是故意这么做出来给司令员看的。这一点，文工团有一些人心里明白，那位副部长也有所感觉。司令员也同样觉得蹊跷，他权且把这件事当成真的，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倒使邹燕感到十分意外，副部长领她到托儿所去，她迟疑慢走，有点慌张。司令员看着她离开会场的表情和动作，心里暗笑了一下。
一部有车篷的卡车开到小礼堂旁边停住，首先跳下来的是背枪的战士，后面便是那八个被捕的文工团造反者。高炮连连长走出驾驶室，简单说了几句，便由每一个战士押一名罪犯，从侧门走进小礼堂。会场第一排座位是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个挨一个地坐下。连长向司令员行了礼，报告说：
“请首长指示，我们还有什么任务？”
“没有了。你们回去吧！”
战士们在连长带领下离开了会场。
司令员又更加过细地将这八名被捕者巡视了一阵。当看到范子愚时，他盯住半分钟不动，好像企图穿透头发头皮和颅骨，看清里面的脑髓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当看到赵大明时，他的眼光一下子软了下来，像锋利的长剑猛然淬了火，眨了一下眼睛，从他身上闪过去。
“范子愚同志，受苦了吧？”司令员带着捉弄的微笑说。
“没什么，”他说，“跟出差一样。”
“怎么那样宽待你们？”
“谁知道！被子是招待所的，一间房住四个人，还可以聊天，就是不让出去，伙食比文工团还好。”
“这个高炮连连长肯定是你们的同伙。”
这些回答使得全场的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呢？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紧张情绪在迅速地消散，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的在窃窃发笑。
“不要笑，”司令员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你们想跟我斗，我告诉你们，我是老奸巨猾的，身经百战，有丰富的经验，你们这些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样？演习了一回吧！失败了，当俘虏，乖乖地住临时招待所去。”
宣传部副部长和邹燕送完孩子回来。邹燕见会场情绪变了，有点诧异，仍走到原来的位置坐下，与旁边的战友嘀咕了几句，又挺起脖子望望坐在第一排的范子愚，安静下来了。
司令员正在说话：
“……我要讲你们不懂政治，你们不会相信的，心里还会骂我，以为我是故意搞得神乎其神来吓你们。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精通，语录背得很多，报上文章也很熟悉，头脑聪明，反应快，一下子就懂了。依我看，你们越是觉得很容易懂的，一下子就讲得出一套的，就越是没有懂，晓得吗？你要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解释不清，只能靠你们自己去积累经验。钉子碰多了，你就会懂了。有一些革命几十年的，当了大官的，到头来，也还是不懂。你们说政治是什么？……谁回答一下……范子愚，你告诉我，政治是什么？”
范子愚想了想，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回答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这是毛主席讲的。”
“对，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司令员说，“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砍脑壳的。我们最初搞革命的时候，砍掉土豪劣绅的脑壳不少，他们后来搞报复，砍掉我们的脑壳就更多。我问你们，你们搞政治，做了砍脑壳的准备没有？范子愚，你讲讲看，你是怎么准备的？”
“我没有做砍脑壳的准备。”范子愚说，“毛主席号召造反的，谁敢砍我们的脑壳？坐牢的准备是有的，一搞反动路线，我们就要坐牢，但坐不了多久，毛主席会救我们出来。”
“唔……”司令员沉吟，点着一支烟，干脆把烟盒放在讲台上，连连吸烟，停了一分钟没有说话，“你……想得也对呀，所以、你就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劝你，还要把准备做得充分一些。现在当然不作兴砍脑壳了，你……准备还要充分一点，还要充分一点。”他好像有许多话不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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