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莫应丰:将军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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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第3届-莫应丰:将军吟-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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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兆武,男,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六六年三月入伍。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拒绝学习毛主席著作,仇视毛泽东思想,因散播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张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开除军籍。”

  宣判完就押下去。在押走之前,背枪的战士抓住罪犯的头发、强迫他把头抬起来,而他的背仍旧被压得弯拱着。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他的面孔。他不但年轻,简直是一脸的稚气,也许他来自一个什么偏僻的山区,因而泥土气息特别的足。他的家里,门头上一定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早几天,当地群众还肯定向他的军属父母拜年了,现在,双亲正在等他的五好喜报呢!而他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可恶的囚犯。劳改十年出来时,那脸上的稚气肯定该消失了。也许他在劳改营仍不知悔改,继续作恶,那么,又得加刑,加得两次,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恨的罪犯,谁叫你自作自受呢?谁叫你死守在偏僻的山区,不早出来见见世面呢?你怎么不多读点书,也像江部长一样,透彻地认识当前的革命呢?你活该!谁也没有蓄意陷害你,包括那位宣读判决书的法院院长,他的心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有关的法律办事的。

  那些誓死忠于毛主席的干部和战士们,用惊雷般的口号声把这个罪犯打发走。他们喊道: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兆武!”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法院院长又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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