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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认为，保持和扩大我们的战果，创造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基本条件是：今后，要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通过压缩国内开支来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物质利益没有发挥应有效用，低效率和亏损经济活动的扩大，管理工作的软弱，企业和劳动组织的缺点，劳动纪律的松弛，各地劳动力的不适当安排，将阻碍经济增长的发展。为此，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还包括：用那种有助于逐步取消不利的程序、保证完成我国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任务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决议强调经济调节、市场、经济竞争要创造一个能刺激和限制所有经营者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的内部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指出和制止那些没有竞争能力的、损耗大的生产活动，使盈利单位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优惠制度要有助于体现国民经济的利益。
不可讳言，１９８４年继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措施是为形势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制予形势。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匈在经济上的活动余地缩小，还债任务艰巨，加之财力、物力短缺，没有多大能力增加生产。因此只能靠进行经体改革来挖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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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士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具有重要和决定意义的是，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虽然意识到这点，但要付诸实现却有很大的距离。其实匈领导人也下不了决心去承担结构改革可能导致的失业等风险，宁可花大量的资金去拯救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比如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对工业的总投资逐年减少，但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投资仍逐年增加。在工业内部，对经济效益不高的采矿业的投资１０年内增加了一倍，对濒临破产的冶金业的投资只减少了１０％。与此同时，对那些对出口有重要意义的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却减少了３４。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间，A采矿、电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业投资的３６％，而这一比例到１９８５年已占了４６％。国家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已接近国民收入总产值的２０％。
８０年代以来，政府每年都得拿２００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约占每年总投资额的１３以上）。
其A结果不仅没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由于放慢增长速度，停建和缓建一批建设项目，致使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片面限制进口，使进口物资和某些机械零件经常脱销，造成生产中断。使用国内产品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产品替代又不能保证质量。
因此，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经常被退货或索赔。
卡达尔指导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好。匈个体经济１９８６年与１９８０年相比虽然翻了一番（由３％增加到６％）
，但全国公有经济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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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中仍占９４％的比例，引进外资的企业也只有７０多个厂家。这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加上重新还原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１９８４年４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并没有认真执行。
在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
第五节 颓势——无回天之力
危机在１９７３年出现兆头，经过潜伏期，进入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明朗化。
国民经济“六五”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没有按原计划完成。
５年中国民收入累计增加８～９％，工业生产增长１０２％，B其中主要是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完成（原计划上述两项分别为１４～１７％和１３～１６％）。
５年中农业生产增长１２４％，畜牧业B超计划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２８日，社工党召开１３大。在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的报告中对经济局势做了这样的说明：“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持久性。
在这几年中，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保持了生产、投资和生活水平相对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性方面我们做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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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了。几年来，国家支出大大超过收入，最终造成国民经济外部平衡状况恶化，出现了大量外债“。
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７９年５０亿美元的外债到了１９８５年翻了一番，高达１００亿美元。
他承认上届党代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时说：“到１９８４年底，实际收入增加６％。遗憾的是，实际工资下降了，退休金、津贴的实际价值也未能全部保持住。因此，我们未能完全实现”１２大“确定的保持生活水平的目标。某些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下降了。
良知要求我把这一点讲出来。“
“问题来自哪里呢？”
他认为：“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外涵型发展阶段进入了内涵发展阶段。现在应当有效地经营，为国内消费和国际市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外部经济条件对我们不大有利，这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困难。但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党的“１３大”上，匈领导人希望用加强行政手段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达到减少债务，加速技术发展，改造生产结构，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为此，仍把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指标置于持续增长的方位上，结果适得其反，致使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１３大”制定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表现在：（１）过高评价前几年取得的成就和后备力量，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落后状况；（２）为达到高指标诱发起借外债的新高潮和耗掉了国内的资金储备；（３）对社工党中央１９８４年４月决议未认真执行，延误时机，对改正经济上的错误缺少必要的政治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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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力量。
“１３大”
后的３年间（１９８５～１９８）
，匈经济大滑坡：１９８５年国民收入比１９８４年减少１４％。１９８６年国民收入只增长B０６％，而国内开支部分则增长３２％，其中居民消费增长B２７％，比原计划超过两倍左右。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B达４６０亿福林，超计划一倍（原计划预算赤字为２３０亿福林）。
１９８７年初采取了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为增加出口，特别是向自由外汇区的出口，将福林贬值１０％，但均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外贸逆差日益扩大，外贸总额扶摇直上；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两年外债增加４０亿美元，１９８６年已是１４０亿美元，１９８７年剧增到１７７亿美元，１９８８年上半年已突破１８０亿美元大关。
每个匈牙利人人均外债１８００美元，居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每年需用３０多亿美元对外债还本付息（其中仅年息要付１０亿美元）
，占匈外汇收入的４５～５０％。
１９８８年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达３２亿美元，匈只有１０亿偿还能力，还有２２亿尚无着落，只好靠借新债还旧债，疲于应付。
匈银行行长告急说：在外债问题上，匈已处于危险境地。如果一个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钱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３０％，那么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这个国家已处于危险的状况了。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社工党中央全会侧重研究匈当前的经济形势，但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显得束手无策。当时卡达尔指责许多人欺骗了他，特别指责银行行长和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对他隐瞒了实际情况。其实，卡达尔并非不清楚，只是不愿承认。他担心触及经济体制的问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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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这次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空洞无物，且自相矛盾，对于党的行动和团结却起了消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争论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应由谁负责？
谁能承担摆脱目前危机的任务？
１９８７年５月，格罗斯取代拉扎尔担任政府总理。是年４月和７月，社工党中央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提出３年内稳定经济。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１９日，国会听取和通过了总理格罗斯关于《经济—社会振兴计划》的报告，其中最大的应急措施是提出征收２０～６０％的所得税和在东欧各国中首次征收增值税；其次，通过把价格提高２５％来促进生产和消费。格罗斯强调要以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为此国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
自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消费价格一次性提高７６％，属B于自由价格范畴的消费品比例已达到８０％，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特别是占总人口１４的２３０万的退休者的生活，几A乎徘徊在最低社会标准下。长期依靠补贴的亏损企业在严格执行《破产法》后不得不倒闭，失业工人已近５万人，他们转向从事极低廉的简单劳动，只能获取原先工资的一半。
匈牙利在这期间既没有对外经济贸易的长远规划和经济改革的战略原则，也没有全面的发展规划，有的只是一些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坚决的改革步骤。一些好的决议也未能变成现实。一些该解决问题的措施常常由于党和政府自己抛弃和拖延执行而不能实施。匈改革还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场，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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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的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
这样一来，强化了５０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乃至瘫痪。
８０年代，匈经体改革决策指导思想上有４个问题值得今人探究。
（１）８０年代以来匈领导人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坚持在１５～２０年的时间内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正视１５年来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续下去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这就使得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坚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战略方针，坚持１９６８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带有极大的主观盲目性，因此，也就无法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终导致经体改革主体工程的倾塌。
（２）面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市场恶化的环境，匈新经济体制未能做出适时的反应。匈领导层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是短暂的，可以等一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另一种认为，世界市场变动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持续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影响，把它计算进去，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他们建议国内价格应与国际价格接轨，适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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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避开和防止国际上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后一种意见当属正确，但却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