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钱于契要，使其子孙与买者各以其名附旧户供官，至三年造簿，则不复用，举从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谓浮财者，决不能知其数。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赏不赀。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极矣。小人何畏而不为乎？近者军器监须牛皮，亦用告赏。农民丧牛甚于丧子，老弱妇女之家，报官稍缓，则挞而责之钱数十千，以与浮浪之人，其归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
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自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不觉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顷者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京东之民，悍于两浙远甚，恐非独万七千人而已。纵使官能尽买，又须尽卖而后可，苟不能尽，其存者与粪土何异，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愿公救之于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又闻自京师来者，举言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干冒威重，不用战栗。
《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轼再拜。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
准法，获强盗一人，至死者给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伤之岁，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则当复减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获一贼，告与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胜则为盗所害。幸而胜，则凡为盗者举仇之。其难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躯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恶强盗者，为其志不善，张而不已，可以驯致胜、广之资也。由此言之，五十千岂足道哉！夫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今岁之民，上户皆阙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忧。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闻上，而人微言轻，恐不见省。向见报明公所言，无不立从，东武之民，虽非所部，明公以天下为度，必不间也。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有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昔袁绍不肯迎天子，以谓若迎天子以自近，则每事表闻，从之则权轻，不从则拒命，非计之善也。夫不请而行，袁绍之所难也。而况守职奉上者乎？今圣人在上，朝廷清明，虽万无此虞；司农所行，意其出于偶然，或已尝被旨而失于开坐，皆不可知。但不请而行，其渐不可开耳。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自以岌岌。夙蒙明公奖与过分，窃怀忧国之心，聊复一发于左右，犹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留守侍中执事。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华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今虽在外，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窃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犹未也，则愿效其愚。
顷者三司使章建言：“乞榷河北、京东盐。”朝廷遣使案视，召周革入觐，已有成议矣。之言曰：“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而河北独不榷盐，此祖宗一时之误恩也。”轼以为陕西之盐，与京东、河北不同。解池广袤不过数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笼取。青盐至自敌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犹法存而实不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今东北循海皆盐也，其欲笼而取之，正与淮南、两浙无异。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护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数百人为辈，特不为他盗，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闻耳。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由此观之，祖宗以来，独不榷河北盐者，正事之适宜耳。何名为误哉！且榷盐虽有故事，然要以为非王政也。陕西、淮、浙既未能罢，又欲使京东、河北随之，此犹患风痹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为独完，则以酒色伐之，可乎？
今议者曰：“吾之法与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于私贩，而灶户所以不免于私卖者，以官之买价贱而卖价贵耳。今吾贱买而贱卖，借如每斤官三钱得之，则以四钱出之，盐商私买于灶户，利其贱耳，贱不能减三钱，灶户均为得三钱也，宁以予官乎？将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东海皆盐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卖者也。而近岁官钱常若窘迫，遇其急时，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灶户有朝夕薪米之忧，而官钱在期月之后，则其利必归于私贩无疑也。食之于盐，非若饥之于五谷也。五谷之乏，至于节口并日，而况盐乎？故私贩法重而官盐贵，则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月食无盐者，今将榷之，东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咸也，而望官课之不亏，疏矣。且淮、浙官盐，本轻而利重，虽有积滞，官未病也。今以三钱为本，一钱为利，自禄吏购赏修筑廒庾之外，所获无几矣。一有积滞不行，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
且祸莫大于作始，作俑之渐，至于用人，今两路未有盐禁也，故变之难。遣使会议，经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众议，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犹迟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难也。今既已榷之矣，则他日国用不足，添价贵卖，有司以为熟事，行半纸文书而决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独明公不能也，今之执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
夫东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无盐，而议者轻欲夺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欤？或者以为朝廷既有成议矣，虽争之必不从。窃以为不然。乃者手实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际，轼尝论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韩公。公时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实卒罢，民赖以少安。凡今执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犹可以庶几万一。或者又以为明公将老矣，若犹有所争，则其请老也难。此又轼之所不识也。使明公之言幸而听，屈己少留，以全两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听，是议不中意，其于退也尤易矣。愿少留意。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而冒闻于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渎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答舒焕书》
轼顿首。轼天资懒慢，自少年筋力有余时，已不喜应接人事。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谓和者，又不能给，虽知其势必为人所怪怒，但弛废之心，不能自克。闻足下之贤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远，加之往来者，具道足下，虽未相识，而相与之意甚厚。亦欲作一书相闻，然操笔复止者数矣。因与贾君饮，出足下送行一绝句，其语有见及者，醉中率尔和答，醒后不复记忆其中道何等语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语，惘然如梦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轶世俗而追配古人矣。岂仆荒唐无实横得声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称述之过也。其词则信美矣，岂效邹衍、相如高谈驰骛，不顾其实，苟欲托仆以发其宏丽新语耶？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何缘会面一笑为乐。朱支使行，匆遽裁谢，草草。
《答黄鲁直书》
轼顿首再拜鲁直教授长官足下。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然自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匆匆至今，裁答甚缓，想未深讶也。《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秋暑，不
审起居何如？未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
《答宋寺丞书》
轼自假守彭城，即欲为一书以问左右，久苦多事，竟为足下所先，惭悚不可言也。来书称道过当，皆非无状所能仿佛。自少小为学，不过以记诵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谓浅见寡闻者也。年大以来，虽所谓寡浅者，亦复废忘，至于吏道法令民事簿书期会，尤非所长，素又不喜从事于此，以不喜之心，强其所不长，其荒唐缪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汉以来，号为重地，朝廷过采其虚名，不知其实无有也，而轻以畀之。自到郡以来，夏旱秋潦，继之以横流之灾，札瘥之余，百役毛起，公私骚然未已也。计其不治之声，闻于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过，教其所不迨，而更誉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与足下往来相闻，知不徒为好而已，当有以告我者，不胜大愿。适会夫役起，无顷刻闲暇，书不能尽意，惟深察之。
《黄州上文潞公书》
轼再拜。孟夏渐热，恭惟留守太尉执事台候万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备物典册，首冠三公。虽曾孙之遇，绝口不言；而金滕之书，因事自显。真古今之异事，圣朝之光华也。有自京师来转示所赐书教一通，行草烂然，使破甑敝帚，复增九鼎之重。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终莫能决。辄复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伏读洒然，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追申徒而谢子产也。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详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轼在徐州时，见诸郡盗贼为患，而察其人多凶侠不逊，因之以饥馑，恐其忧不止于窃攘剽杀也。辄草具其事上之。会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书，既多亡轶，而此书本以为故纸糊笼箧，独得不烧，笼破见之，不觉惘然如梦中事，辄录其本以献。轼废逐至此，岂敢复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于世，既不复施行，犹欲公知之，此则宿昔之心扫除未尽者也。公一读讫，即烧之而已。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