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进行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天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作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一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分）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尔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们是不堪信任的。”
（２）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之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它职务”，他说，“决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之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诸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之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２４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云，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２月１５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诸于世。但是，由于他已立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２月１８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７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它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２月２０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呆。“在铿锵有声的讲演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讲演过程中”，记者Ｇ．Ｅ．Ｒ．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１０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
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之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捅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１９３６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虽然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获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卍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６．５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３）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吉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分毫。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莱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
然而，１９３８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其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之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之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义。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３月初，大不列颠王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３月３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整整花了１０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相互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等问题。英国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