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８月１６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６个纵队，打着１５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１．５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４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６）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１９２２年９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１６０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６００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４２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７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８００。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８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７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８００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１５００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１０月２８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４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１）
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８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