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住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词，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她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无关重要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衷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同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上所有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象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啷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一五○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圣教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把它做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象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