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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么只乡下老鼠，整天仰望蓝天白云。五年前终于搬到加州的小镇，定居下来。每回到城里做客，好吃好喝，还是惦记乡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们小镇正算得乡下了。五万来人，除了一家西红柿加工厂，无任何工业。四周全都是农田，一马平川，远处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学院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由于用动物做实验成了绿色和平组织攻击的重点。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本地报纸无新闻，每天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表低得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鸟叫声中醒来的。仔细听去，两只红嘴山雀之间的调情过于夸张，一只喜鹊呱呱地说单口相声，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摇过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两点准醒。对面酒吧关门，酒鬼被轰出来，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车吵醒，赶紧用枕头堵住耳朵，没用。那车重如坦克，轰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横行直撞，似乎要直接开进屋里，把我也装走。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对面就是家纺织厂，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厂房上的窗户统统开着，就像一百个喇叭朝我们喊话，用的是最单调的语言。每星期五厂休，静得倒让人受不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盼着人家赶快开工。
要说这和纽约的噪音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前两年某日，我住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个朋友家。半夜三点，一阵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警车呼啸而至，第二天早上看报纸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两伤。你跟纽约人提这个，人家嫌你少见多怪。
别忘了纽约的人是在枪林弹雨中长大的，有极其坚韧的神经。据说要是街上有人开枪，多数纽约人像游击战士那样经验丰富，最多低头哈腰，避开危险。他们随后会骂几句脏话，弹弹灰尘，舒展一下腰肢，继续奔向各自的战场。
我在巴黎被抢过，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朋友开车送我，在东站附近的临时住处下车。我发现两个男人尾随在后，一高一矮。矮个子紧走了两步，和我并排，用蹩脚的英文说：“钱！我们有枪！”我往后扫了一眼，大个子把手揣进怀里，那架式不像有枪，倒有可能是个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刚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夺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过附近酒吧，看见那两个业余强盗正用我的钱喝酒呢。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地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里根，骂得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能碰上这么通情达理的强盗，那是运气，当然最好是别碰上。自八十年代初起，大批大陆留学生涌进美国大城市，穷，只能住最差的地区。面对危险，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纽约见过个大陆留学生，他打扮特别：黑呢大衣、墨镜，黑礼帽压得低低的，歪叼着烟卷，两手揣兜，螃蟹般横着走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里三四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虽说这打扮有点儿过时，可还是让恶人心里犯怵，尽量躲着他远点儿。
大理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纽约读了四年书，住哈雷姆——纽约最危险的黑人区。他问我他横刀立马于乱军之中，何以毫毛未损？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摇摇头，掰着手指头，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见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过马路绕着走；第二条，若躲闪不及，要盯往其中可能是头目的眼睛，让他知道你记住了他，以减少犯罪行动；第三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一旦有人尾随过来，要马上冲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东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乐，要是你比他还穷，抢你干嘛？
二
俄国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奇（MstislavRostropvich）说过，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这话在理。你想想，那些城里老鼠整天疲于奔命，就像上了发条，除了睡觉，哪儿有歇的时候？其实生命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若无清闲，哪儿来的体验？时间被填满了，压缩了。一年短如一日，唰地过去了。
我们有娱乐，城里老鼠总是这样说。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再说如今想看电影用不着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风雅，为头一轮电影打破头，第二天上班会友总算是有了谈话的资本。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城里人精心打扮去听古典音乐，又不是参加婚礼舞会，那纯粹是花钱受罪——忍住咳嗽憋着尿还不敢大喘气，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被掌声吵醒跟着起立欢呼，非得让人家再来一遍，否则绝不罢休。这不是有病吗？听音乐本来是私人的事，应该关起门来，用不着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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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老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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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乡下老鼠……
我的纽约朋友艾略特（Eliot）反过来嘲笑我说：“什么乡下老鼠，你是郊区老鼠。”
郊区（suburban）在美国是一种很特别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连的文化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他们玩命工作，开丰田（CAMRY）汽车，吃快餐，为住好社区勒紧裤腰带，贷款买房子置地，割草养花，跑步遛狗，关门看电视吵架自找麻烦，再花钱看心理医生。有部电影《美国美》（AmericanBeauty）讽刺的就是这种郊区生活。
仔细一想，在美国真正的乡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区老鼠，几乎个个也都是工作狂，比城里老鼠强不到哪儿去。据统计，全世界数美国人工作时间最长，甚至超过在这方面名声恶劣的日本人。所谓美国人的富裕，我看其实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整天撅着屁股追着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挣了钱又怎么样，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布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郊区，一眼望去，大多数房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毫无个性。久而久之，住在里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学教书，发现美国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异，让我大吃一惊，再看到郊区那一排排标准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时想，这种现代化的洗脑，比集权主义更可怕，因为人们完全丧失了反抗意识，认为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美国人最热爱的概念是“空间”，越大越好，从大房子大汽车大电视，到大吃大喝大块头。郊区胖子多，这和垃圾食品有关。每逢周末，我开车加入美国人购物的行列。那个名叫Costco的连锁店大得像个飞机库，里面的货物也像是刚从飞机上卸下来的。食品都是大包装的：牛肉十磅，鸡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处个个满载而归，喜气洋洋，把汽车塞得满满的。
我的一个南非朋友来美国，他惊讶地告诉我说：“美国人得胖死。”我琢磨这话包含两重意思：其一，美国胖子多半来自广大劳动人民，“饥不择食”；其二，是指美国饮食文化的粗鄙倾向。这大概和清教徒的传统有关，其后又恰好成了暴发户，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进行商业化包装靠广告打遍全世界。“麦当劳”和“肯德基”这类美国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厌精”的中国站住脚，可见其厉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镇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云集。我觉得那是商业化阴谋中最险恶的一部分，正如鸦片，让那些贪食的人欲罢不能，直到胖死。
写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郊区生活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想郊区老鼠至少文质彬彬。早上出门散步，一路上人们都招手致意，“哈罗”、“早安”没完没了，这总比城里老鼠横眉冷对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据说一个乡下孩子头一次到纽约，下了长途车跟过往行人挨个打招呼，可没一个人理他，没走多远他只好放弃了。也许在大都市，人们对孤独有更彻底的领悟，用不着装模作样。要不贾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细得像竹竿一样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纽约是个疯人院。我前两天去纽约，到一个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来已经半夜了。纽约的夜生活才开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让我目瞪口呆。一个年轻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来隔着停在路边的车辆跟一个男人说话；一个老头八成刚从监狱放出来，在原地转圈跑步；一个半裸的醉汉站在路边自言自语；一个瘦高的黑人边走边扭屁股，两手随着他内心的韵律扭动……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成了乡下老鼠，很难再适应这种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出现了某些变化。我这只乡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纽约——那让我深恶痛绝的地方。我必须做好准备，习惯空气污染和噪音，忍受惊吓，得以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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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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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佩吉（Peggy）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Griselda）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佩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佩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Fox），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佩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Bob）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佩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JamesLaughlin），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作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RobertPinsky）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着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SchuylerJackson）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Graves）和夫人劳拉·瑞定（LauraRiding），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