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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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布莱顿巴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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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读布莱顿的书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词汇丰富，还搀杂了法语和南非语，像凶猛的河流；我像过窄的河床，泛滥成灾。有时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实，在踏上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已经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护照在罗马申请签证时，网已经张开了。我刮掉络腮胡子，改变发型，戴上宽边眼镜。在飞往南非的飞机上，我结识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过海关很顺利。头几天我东游西荡，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与政治无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被捕后汉廷顿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清洁工打扫旅馆房间以前，取走我喝过的每个酒瓶。
安娜打电话到旅馆约我看戏。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抛弃了她。她开车带我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景点去玩。她外出飞行时，我搬到她的单元去住。
我来到开普敦，在平静的海角镇住下，经常和地下组织的人见面。有一次，他们开车来，发现被一辆白色福特车跟上了。我们东绕西拐，到开普敦市中心，我跳车钻进商场地下室，脱掉风衣，戴上毛线帽，从另一个出口冲出去。下午，搭公共汽车溜回到旅馆，没开灯，我从窗口看见那辆白色福特车，有两个家伙在车里抽烟。风急雨骤，海浪拍打着水泥墩。我整夜在销毁文件。凌晨，我从旅馆的后院翻墙，搭上辆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终点站，刚下车，那辆白色福特车出现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绊绊，沿着空荡荡的水果摊位。那场面多少有点儿像三流影片。
我居然逃脱了，躲到一个老朋友家。傍晚他开车把我带走，在另一个城市上了火车。回到约翰内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们去爬山，我加入了进去。没想到我自投罗网，安娜本人就是个秘密警察……”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诗人，对我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他竟然要替换我，不仅用第一人称，还要把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成这么一小段。
布莱顿，因为我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厅里溜达，这里正举办布莱顿的画展。展厅里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对他的画不满地摇头，嘟嘟囔囔。布莱顿画的多是自画像，充满了自我嘲讽。他任意把自己变牛变马。有时他头上顶着条鱼，那是基督的标志。他的画里充斥着男女生殖器。
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出狱后为女人发狂，不断更换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个黑女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孩子。感情纠葛像张网紧紧缠着他。莲接受了这个现实，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
我们都不是圣徒，无权对他人的经验作道德上的判断。狱中生活之刻骨铭心，是我们这些有幸站在高墙外边的人无法体会的。我在读《自白》一书时常做噩梦，惊醒时喘不过气来。有时不得不略过一些章节，好像唱针在黑色的旧唱片上跳动。
在南非监狱，刚被判刑的人先要单独监禁三个月，作为“观察期”，而布莱顿的“观察期”拖了近两年。那种绝对的封闭对人的摧残是最深的。布莱顿和蚂蚁说话，与自己下棋，因飞进高墙的鸟而狂喜……
八二年冬天，布莱顿获释回到巴黎。我听说他头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光着脚，绕着圈小跑，边跑边哭。他心理上并没有离开那堵高墙，仍按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
布莱顿在国际作家议会担任过司库，也就是掌管经济命脉的。国际作家议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一些法国的思想家，诸如德里达、波杜。布莱顿特别讨厌空谈。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开会，他接受一家法国电台的访问时说：我们应从法国沙龙式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事后他告诉我那是个很小的电台，又是上午的节目，听众不会超过一百个，居然被德里达听到了，找他来质问。布莱顿反唇相讥：我有权这么说，如果你还承认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话。
在法国政府、国际笔会等方面的压力下，南非当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释放了布来顿。释放是突然的。按原计划莲同一天飞回巴黎，临走前准备再见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莱顿被带到城里，在一家高级旅馆的房间，南非当局的某个头面人物见了他。回监狱路上，押送者经过海边时减慢车速，让他把车窗摇下来，呼吸一下带咸味的海风。当天夜里布莱顿给莲写了封信，准备第二天见面时交给她：“……我不知道那个时刻是否已到来。我对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这些年你离我更近了，更珍贵了。和以往相比，我现在对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坚强对我来说是个谜……”第二天莲未能如期来探监。布莱顿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监狱长宣布了释放的决定。他什么也听不见，站在窗口，看见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
布莱顿似乎从来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会讲南非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现在是法国公民，又持有塞内加尔的外交护照。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塞内加尔总统是他哥们儿。他答应给我也弄这么个护照，或者嘛，把我派到塞内加尔驻北京的使馆，当个文化专员什么的。我还认真了，再细想，人家塞内加尔恐怕清一色黑人，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黄脸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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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布莱顿巴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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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接近尾声，我已筋疲力尽，要想跟上布莱顿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按时间算他应该在南非。这哪儿说得准？他满世界飞，现在多半正在路上。
书是这样结尾的：“起飞。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满更多的香槟。个人的致意。非洲在脚下滑走，我的爱。餐盘端来时的困惑：不记得怎么使用刀叉，还有菜的顺序。只有勺，这么久。这么久。没有一个字，没有。第一夫人黄莲和我握着手。她睡着了……我们二十一点四十分将抵达戴高乐机场，那里下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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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萨卡庄园的主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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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Droogenbroodt）是比利时诗人。他经商多年，主要是把德国汽车倒卖到台湾，加速了那儿的现代化和空气污染。十二年前他把公司卖掉，在西班牙亚利山大港附近的小镇阿尔梯亚（Altea）建起庄园，君临地中海。庄园叫“依萨卡”（Ithaca），这名字来自希腊的一个小岛，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家乡。奥德赛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沧桑，终于回到依萨卡。杰曼自比奥德赛，下海二十年，没回比利时，而是在他的精神家园——西班牙定居。
自诩为艺术家的商人我见多了，个个都有这样的梦想。但钱这玩意儿跟权力一样，欲罢不能。杰曼是个例外，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真正买到了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国际笔会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Masstricht）开会，我参加了在那儿同时举办的一个朗诵会。
散了会，杰曼开车带我和罗青去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ge）。那是个古老的小城，运河纵横，石桥勾连，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保存完好。我们坐在遮阳伞下，喝比利时黑啤酒，看过往游客。杰曼很健谈，问这问那，看来他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他面色红润，眼睛很亮，下巴蓄着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傍晚，我们来到布鲁塞尔，罗青飞回台北，杰曼住朋友家，我在一家小旅馆过夜。那房间在二楼，紧挨公路，车一过，玻璃窗叮当作响。
六月在柏林，一场噩梦。我整夜死盯着CNN的新闻，喝得烂醉。
我极度苦闷，给杰曼打电话，他第二天就从西班牙赶来，在我那儿住了三天。他一到，我又有点儿后悔，英文不灵，再说也没聊天的心思。
当晚他请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点过菜，他提到某个意大利葡萄酒的产地和牌子，把侍者吓了一跳，赶紧叫老板。老板过来先用意大利语攀谈，然后下地窑，找来一瓶六九年的陈酒，亲自开瓶，先给杰曼斟上。只见他不慌不忙，先闻闻，再晃动酒杯，呷一口，摇唇鼓舌，良久，随喉结翻滚落肚。还不坏，他终于说。老板吐了口气，喜上眉梢。
杰曼的庄园有个酒窑，藏有五千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说明此人有理性，懂得节制和积累，要是像我这样的酒鬼守着酒窑，还不喝死？他告诉我，酒是可以赚钱的，关键是懂行。他看中一种普通的法国葡萄酒，味道醇厚，买进四百瓶。两年后这酒晋升成一级，价格飙升，出手，海赚一笔。
杰曼天生是个享乐主义者，全世界的享乐主义者都一样，都有共同的主题——美酒佳肴爱情。他本来该好好活着，却偏偏爱上了诗这苦涩的玩意儿。他有时跟我抱怨：“你看，我躺在地中海阳光下，喝意大利酒，吃法国菜，就是写不出诗来。”依我看，干写诗这行的，要不命苦，要不心苦，两样都不沾，难。
除美酒佳肴，他还满世界自费旅行。哪儿有诗歌活动，哪儿就有杰曼的影子。
1990年夏天，我和杰曼参加了汉城的世界诗人大会，艾伦·金斯堡和俄国的沃兹涅辛斯基也在。艾伦风风火火，一到就拉上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南韩当局释放被关押的诗人。我口拙，英文差，只能急流勇退。杰曼在一边眯起眼睛，摇着山羊胡子，好像在练书法。他认为艾伦对南韩的政治缺乏了解，这样做太草率。他们俩刚认识，就争起来。杰曼有相当固执的一面，和艾伦这样的人争论需要勇气。艾伦嘴一歪，气得眼珠子鼓起来。
我们还是一起去见了一个地下诗人。那人蹲过多年大狱，说话声音很低，好像随时防范跟踪或窃听。在一家饭馆，他告诉我们更多狱中诗人的情况。
我必须得在国际诗人大会上发言，可会务组不负责提供翻译。没辙，我结结巴巴把大意告诉杰曼，他连比划带猜，加上他的语气和观点，竟用英文写了满满两篇纸，并代我在大会上宣读。英文中有句成语“瞎子领瞎子”（Ablindleadsablind），没错，一个比利时瞎子领着一个中国瞎子，穿越光明。
我对杰曼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我流浪的路上，特别是在北欧的冰天雪地，杰曼的信，总是带来地中海温暖的问候。他几乎每次都在信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记住，依萨卡就是你的家，欢迎到依萨卡来！”
二
九二年冬天我住在荷兰，从那儿来到依萨卡。事先跟多多约好，他带荷兰女友先我一步，早到了两天。荷兰的冬天凄风苦雨，没有阳光。我们常去室内游泳池，在太阳灯下烤烤，其实那跟烤鸡没多大区别。塞足硬币烤上半个钟头，把自己烤得半生不熟。
我一下飞机就咧嘴笑了——地中海遍地是阳光。杰曼开着奔驰车来接我，在亚利山大港兜了一圈，上了付费的高速公路。由于收费高，车辆稀少。丘陵起伏延伸，仙人掌在太阳下打盹儿，一片被雷电烧焦的树林闪过。到了阿尔梯亚，沿盘山道三转两绕，来到依萨卡庄园。铁栅栏门自动打开，女主人利丽安（Liliane）大呼小叫，拉住三条黑狗。只见她忙上忙下，把杰曼侍候得像皇帝。看杰曼时，她的目光充满了崇敬。享乐主义者除了有钱有闲，还得有这样的老婆才行。
三只狗属于最凶恶的那类，脾气暴躁，翻脸不认人，当地人一见就筛糠，有效地阻止了贼对杰曼财富的惦念。它们相貌丑陋，对眼，腱子肉在皮下抽动。最好别多看，否则对上眼，上来就是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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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萨卡庄园的主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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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确需要恶狗看家护院。依萨卡庄园占地十多公顷，光各种果树就有好几百棵，包括中国的荔枝。花轮着班开放。杰曼在信中说，任何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