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好就发生在赛普里斯角邀请赛第二洞时。这无疑是一个好征兆，让我得以顺利
地结识所有人。
利特菲尔德是能为我坦率直言的几位董事之一，他的支持帮了我很大的忙。他
同赛·卡思卡特（Si Cathcart ）、G ·G ·米切尔森（G。 G。 Michelson ）、亨
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 ）、沃尔特·丹斯、里斯顿（Wriston ）和约翰·劳
伦斯（John Lawrence ）一样，是我的热心支持者。这6 位董事中的5 位在我接下
来的工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赛·卡思卡特，伊利诺伊工具厂（Illinois Tool Works ）的董事长，是一位
非常容易相处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喜欢上了他。他非常通情达理，并对各种
情形有着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在我担任CEO 的日子里，赛·卡思卡特每年都给予我
莫大的帮助，退休后甚至还答应我出任皮勃第的基德公司（Kidder）的老总，帮助
它摆脱困境。
这时我还对来自梅西公司（R。 H。 Macy & Co。）的董事会新成员米切尔森产生
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几年之后，我才开始逐渐认识到她聪敏、富于创造性的一面。
她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对后来我在GE所做出的每项决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亨利·
希尔曼是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也是个冒险者，一个我非常乐于与之交谈的人。他
聪明、富有而且有趣，从不对自己过分苛求。同我一样，他讨厌浮夸，经常这样问
道：“我们是不是跑得够快了？”约翰·劳伦斯已经在GE董事会待了23年，是一个
波士顿的婆罗门和全球棉花贸易商，他搭乘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那种通勤车。他酷
爱高尔夫，经常在GE的赛事中与我来上一轮。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约翰也是雷吉的
密友，并参与了选择的全过程。在我被任命之后，他随即光荣退休。
作为花旗集团（Citicorp）的董事长，里斯顿是董事会上极具影响力的董事，
并且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数一数二的银行家。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
董事会迪斯尼世界之旅中。当时他极力想将丹尼斯·戴默曼（当时为GE总公司的副
总裁兼财务总监）挖到花旗集团并委以重任。我当时走到他面前，同他开玩笑说，
他虽然是GE的董事会成员，胳膊肘却朝外拐。
我想他当时把我的“攻击”当成了一件乐事。其实我当时的那种直率，要么是
自讨苦吃，要么就成就一段非凡的友谊。事后证明是后者。沃尔特是个强硬而聪明
的人，同时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当他同一个他乐于交往的人在一起时，他是很
富有支持力的。他从开始就一直支持我。
这些人都是董事会上支持雷吉的董事，他们同意雷吉于1980年的12月15日走进
我的办公室同我拥抱。那是一个严冬的星期一，雷吉告诉我我将得到董事长的职位，
董事会在11月20日的晚餐会上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雷吉给了董事会成员一个月的
时间去认真考虑这项决定，可以提出任何问题。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站
出来表示异议。雷吉告诉我，董事会将在12月19日星期五的会议上正式选举我为董
事长。他随后解释道，埃德·胡德和伯林盖德将留下作为我的副董事长，他本人将
帮我度过3 个月的过渡期，直到4 月1 日我正式就职。
海阔凭鱼跃（9）
这一切全基于雷吉的勇气，结果将一个同“典型的GE执行官”完全背道而驰的
人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尽管我现在得到了职位，但一些愚蠢的
官僚主义的东西仍然存在。举个例子让你们感受一下政治味有多浓厚：保罗·弗雷
斯科（Paolo Fresco，当时的副董事长）回想起来曾在费尔菲尔德的走廊里遭到我
的一个狂热支持者（当时是
伯林盖德的手下，却支持我）近乎身体上的冒犯。他称弗雷斯科为一头“蠢驴”，
仅仅是因为他效忠于自己的上司。我得到任命后不久，保罗来到我这里。
“杰克，”他用一种典型的意大利政客的语气说，“这是我的辞呈。你应该知
道我支持伯林盖德，但我的候选人输了。”
我告诉他我反对他辞职，我并不在乎谁支持我谁不支持我。这个意大利出生的
好交际的家伙是我所遇见的最全球化的人，最后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使GE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大公司的道路上，他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在任命决定后不久，《华尔街日报
》这样评价GE的决定—“一个活跃分子的传奇故事”。为了使我结识更多的名流，
雷吉筹划于2 月24日为我在纽约的赫尔姆斯利宫（Helmsley Palace ）召开一个大
型聚会，正好抢在我4 月1 日正式就职之前。雷吉打算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并
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到我的身上。这是一次盛会，云集了当时美国最富号召力的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之后，我们还举行了舞会。所有人都很放松，而且几乎
所有人都多喝了那么一点点，除了雷吉，他当时一直努力将我无一遗漏地介绍给在
座的所有五六十位贵宾。他希望给我一个完美无缺的开端。然而当晚他请我讲几句
话的时候，出于我的意料，他显然对我的言辞含混不清感到十分不满。
第二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我的办公室，我从未见到他如此愤怒。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雷吉对我说，“你让我和客人们都
感到十分难堪。”
我感到震惊。我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以为昨晚是一次很棒的聚会。在接下
来的4 个小时里，我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我为我给雷吉带来的难堪而感到难过。
我对他也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觉得他太拘谨了。我为自己感到遗憾，也许我没能
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客人昨晚没有过得很愉快。他们不可能
都在装假。我参加过的聚会太多了，分辨得出什么样的聚会是好聚会。
然而，在中午时，情况变了。
雷吉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道，“你看，我在3 个小时里接到了20多个电话，而
且众口一词，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10年来在纽约参加的最好的一次聚会。我很抱歉，
我对你的态度太苛刻了。每一位客人都感觉很好，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你和这
次聚会的溢美之词。他们很欣赏你。昨晚我误会了。”
谢天谢地！我总算松了口气。我简直等不及要开始行动了。
远见（1）
我作为公司CEO 第一次与华尔街的分析家们见面的时候也投了一枚炸弹。
1981年12月8 日我动身前往纽约时，我担任这个新职务已经8 个月了，我要把
我关于“新GE”的重大信息传达给公众。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讲稿，反复修改，
反复排练，我热切地希望自己的演讲能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向公众表明，我将把GE带向何处。要知道，这可事关公司远景。
然而，那天来的分析家们想听的却是公司当年的财务状况以及取得了哪些成就。
他们希望能提供详尽、全面的财务数字，这样他们就能把这些数字套进他们的模子，
预测我们各个业务部门的盈利状况。他们喜欢这一套。在20分钟的演讲里，我只提
供了一点点他们想要的数字，很快地，我就以定性分析的方式探讨起我对公司的展望。
我们会面的地方是第五大道皮埃尔大酒店经过装饰的大舞厅。GE的舞台布景人
员在这里工作了一整天，在分析家们到来之前我在讲台后面已经排练了好几个小时。
今天似乎很难想像当时是多么较真儿。
我那天带来的“重大”信息（见附录A ）是打算描绘一下未来商战的赢家，它
们将是这样一些公司—“能够洞察到那些真正有前途的行业并加入其中，并且坚持
在自己进入的每一个行业里做到数一数二的位置，无论是在精干、高效，还是成本
控制、全球化经营等方面都是数一数二……80年代的这些公司和管理者如果不这么
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传统、情感或者自身的管理缺陷，在1990年将不会出现
在人们面前”。
成为数一数二者绝不仅仅是个目标，而是实实在在的要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
点，那么我们可以确信，在这新的10年结束时，我们的这个核心理念一定会给世界
带来许多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产业。这是那天我要传达的“硬”信息。
当转入“软”话题，如现实、质量、卓越，以及“人性因素”时，我能感觉到
听众不感兴趣。要想成为赢家，我们就必须把做到数一数二的“硬”的核心理念与
这些无形的“软”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
我们所要追求的企业文化。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我已经意识到，如果我和他们讨论
我那篇有关液滴冷凝方面的博士论文，反响恐怕也不过如此。
他们那呆呆的眼神并没有让我泄气，我继续演讲。我演讲的很多内容在今天听
起来可能都像是些陈词滥调。而事实上，多年以后回过头来再看看那次演讲，内容
严肃得连我都不敢置信。
“我们必须让一种态度渗透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脑里。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
允许人们—事实上，应该是鼓励人们，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看待事情，要按照事情
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自己主观愿望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我说道：“在全公司树立
这种直面现实的观念是实施我们的核心理念—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数一数二的必要
前提。”
我继续讲道，追求高质和卓越要形成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所有的员工都
能感到向自己的极限挑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感到我们能够比我们心目中的自己
做得更好。对“人性因素”的重视会培育一种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敢
于创新，人们能够心中有数，“惟一限制他们自身的创造性和驱动力的是，他们前
进得有多远，行动得有多快”。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能做到，如果这些软硬要求都能结合起来，那么，GE的面貌
将会焕然一新，我们将比那些规模只是我们几十分之一的公司都“更加士气高昂，
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当时很多大公司的目标是随着国民生产
总值（GNP ）一同成长。我们将不仅仅是随着国民生产总值一同成长，我们要让GE
成为“拉动国民生产总值的火车头，而不是被动的最后一节车厢”。
最后，房间里沉闷的反应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那些分析家认为他们只听到了夸
夸其谈，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我的一位员工曾无意间听到一位分析家嘟囔道：
“我们根本不清楚他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我离开了酒店的大舞厅，我知道必须
找到更好的宣讲办法。华尔街已经听到了我的声音，华尔街还打起了哈欠。后来我
们的股票涨了12美分，股价没跌，看来我还算走运。
我确信我的这些理念都是对的，只是我还没有把它们变成现实。它们还处在被
一张新面孔到处宣读的阶段。
为了准备与GE股票分析家的会面，公司在礼仪形式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不过
这一切最终也没给我帮上什么忙。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每个人的就座安排，我们
都考虑到了。分析家们很礼貌地坐在他们的坐位上，GE的工作人员在过道之间来回
走动，收集分析家提问问题的卡片。卡片被送给其他3 个来自GE的高层领导，包括
首席财务官，他们都坐在房间另一边的长桌旁。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可能会引起尴
尬、争论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认为我不会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挑出来给剔除掉。
“球”最后传到我这里，由我上篮。
如今会见GE股票分析家和那天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不用讲稿，而是在讲
话中大量使用图表。听众总会提出问题或提出质疑，就如同我们在GE内部的工作会
议上一样，我们愿意与外界进行知识信息方面的交锋。我们对投资者的想法有更好
的把握，而那些股票分析家对GE的前景和战略方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远见（2）
我与华尔街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是个无奈的失败，但是在此之后的20年里，尽
管步履蹒跚，甚至是进两步退一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是朝着我当时勾画出
的那个愿景目标迈进。我们不仅要实现“数一数二”的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