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方式发生的。例如，当一名经过实践训练的演奏者弹奏一个音调时，一种有序的事件发展便是钢琴琴键的运动；可是，当一条狗跑过钢琴键盘并将琴键压下时，那仅仅是事件的先后发生，谈不上任何顺序了。
顺序并非客观范畴
上述两个例子均可引起一种特定的异议，或者可能导致一种特殊的顺序理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一名反对者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称他为P先生，P先生问道，“你是否认为第二种情况下的琴键运动没有第一种情况下那么有序呢？可是，”他继续说道，“我能够找出一种理由，那就是比起第二个例子来你更加喜欢第一个例子。但是，这种主观的偏爱感肯定不是用来进行基本区分的充分理由，也不是从这种区分中产生一种新的科学类别的充分理由。你的第一个例子同样也是正确的。你恰巧喜欢你的客厅，但是我可以充分想象一个人，譬如说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陌生人，他可能会在你的仓库中反而感到更愉快。让我们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地看一下你的两个例子吧；然后，你将会发现，每一个物体，不论是客厅里的物体还是库房里的物体，都在它的位置上，这是因为，按照数学定律，它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有鉴于此，每个琴键按照机械的严格规律而开始运动，无论是帕代雷夫斯基（Paderewski）的手指还是一条在键盘上奔跑的受惊的狗。但是，如果可用普通的旧的机械定律来解释这些事件，那末为什么还要引进一种新的概念——顺序呢？这种顺序通过在过程之间（从机械的观点看，这些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创造一种人为的差别而使该问题发生了混淆。”
生机论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对于上述争辩，另外一个人，我们称他为V先生，可能作出如下回答：“我亲爱的伙伴，在这个问题上你不渗入自己的情感对你来说是十分大度的，因为我知道你对家具杂乱的房间是多么的敏感，对钢琴乐曲又是何等的挑剔。所以，我在我的回答中将排除这样的人，他仅仅被认为是去瞧一下或住在我们两间房间中的其中一间，并聆听钢琴音调的两种序列，正如你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那样。但是，即便这样，在这两个例子的每一个例子中，仍然存在着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差异涉及这样一种方式，在该方式中已经产生了这种安排和序列。在我的杂物间里，每件东西均以其偶然性放置着，而不考虑任何其他东西。正如你对自己指出的那样，库房里的每个物体按照严格的机械定律各就各位，这间堆放杂物的屋子是一个出色的例子，即机械力量如果对它们不加干预将会做些什么。把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客厅作比较。这里，详细的规划在实际搬动家具之前已经完成，每件家具都有一个位置，使之服从于整体的印象。一只台子起初被向左边推得太远，究竟有什么关系？了解这一计划的某个人，或者对该意图的效应有直接感受的某个人，将会把这张台子推回到它的合适位置上去：正因为如此，挂得歪歪斜斜的一幅画将被纠正；插满鲜花的花瓶将被很好地布置，当然都得益于机械力量的帮助，但是又并非单单依靠这些机械力量所能完成的。我毋须重复我对两种音调序列的论点，这种应用是十分明显的。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在无机的自然界，除了盲目的机械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外，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但是当你进入生命领域，你发现了顺序，那意味着表明无机自然界运作的一种新动因（agency），为无机自然界的盲目冲动提供目标和方向，也就是顺序。”由此可见，V先生在试图回答P先生的论争时已经发展了我在这一讨论开始时涉及的理论。人们要是记得我们先前关于自然和生命的讨论，那末他一定会承认这个理论是生机说的理论。事实上，对生机论而言，最强有力的论点是以有序过程和盲目序列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的。
实证主义者…生机论者两难处境的解决
让我们回到P先生和V先生之间的争论上来。我们已经表明，我们的心理学是拒斥生机论的。但是，我们能否不考虑V先生对P先生的回答，不考虑他对有序和无序安排与事件之间区分的辩解呢？我们不能。这样一来，便使我们有点犹豫不决了：我们接受顺序，但又拒斥产生顺序的特殊因素。对于前者，我们将被P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所鄙视；对于后者，我们将招致V先生的大怒。如果我们的态度确实是折衷主义的话，那末上述两种反应都有道理；我们应当接受这两种主张，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我们的体系之任务是明确界定的：我们必须尝试着对我们的接受和拒斥进行调解，我们必须发展一种顺序范畴，它是不受生机论支配的。以现代形式出现的顺序概念导源于对生物体的观察。但是，它并不意味着顺序概念的应用仅限于生命。如果有可能把顺序现作自然事件的一个特征，从而存在于物理学的领域之内，那末我们便可以在生命科学中接纳它，而毋须引进对顺序的创造负有责任的特殊的生机力量了。这就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已经提供并试图详细予以阐述的解决办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随着本书的历程而习得。但是，这仅仅是为了指出这种格式塔解决办法的整合作用。生命和自然不是通过否认前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结合在一起的，而是通过证明这一特征也属于后者而结合在一起的。借助这种整合，格式塔理论对那种知识价值作出贡献，我们称之为对无生命事物和有生命事物同样尊重。唯物主义通过剥夺生命顺序来实现整合作用，从而使我们轻视生命，仅仅把它视作一些无序事件的结合；如果生命真像无机自然那样盲目，那末我们便可以对它极少关注，正如我们对待无机自然一样。但是，如果无机自然与生命一样具有顺序，那末，我们对生命的直接而又不加考虑的关注也将会扩展到无生命的自然界中去。
意义，价值
现在，让我们转向最后一个类别：意义（significance）。这个概念比先前两个概念更难解释，而且，这里还存在着格式塔理论（它在操英语的公众面前很少露面）的一个更深层渊源。对此情况，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存在着诸如理智气候（intellectual cli…mate）那样的东西，而这种理智气候就像气象学所指的气候一样，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如同植物生长依靠物理气候一样，一种观念的成长也要依靠理智气候。毫无疑问，德国的理智气候和美国的理智气候是十分不同的。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不只是哲学学派的问题；它渗透到德国人的心中，并在“Geisteswissenschaften”（道德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教导中十分公开地出现。显现于历史、艺术或文学中的一种人格意义（meaning of personality），在德国人看来，要比构成他生活和作品的纯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历史学家对一位伟人与宇宙计划的关系比对该伟人与本星球上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更加感到兴趣。与之相反，在美国，这种气候主要是务实的；此时此地，凡直接呈现的东西都具有其需要，这种气候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所以那些主要属于德国精神的问题被归诸于无用的和并不实在的范围。在科学中，这种态度有助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过高评价单纯的事实，而对十分抽象的思辨却评价过低。它高度关注精确的和有根有据的科学，而对形而上学（试图从单纯的事实中摆脱出来，进入更为高尚的观念和理想的领域）抱厌恶态度，有时甚至抱蔑视态度。
因此，当人们初次尝试将格式塔理论介绍给美国公众时，我已经描述过的德国精神的那一侧面被置于背景的位置，而那些直接表现出科学特征的侧面却得到了强调。如果不是这样安排程序的话，那么我们便可能招致一种危险，也即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的主张抱有偏见的危险。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理智气候中，他们很可能将格式格理论的这一侧面当作纯粹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并且，在他们有机会熟悉它的科学内涵之前，决定不与整个理论发生任何关系。
然而，在目前，当格式塔理论已被人们作为主要的讨论题目时，解除其旧的束缚，并展示其一切方面，看来是公正的。
从格式塔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德国心理学的两难处境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暂时回到我们的理论起源，以及它的第一位奠基人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主要思想上来。我上面所述的德国理智气候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德国实验心理学。恰恰相反，实验心理学与思辨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不和，后者贬低实验心理学的成就，声称心理就其最为真实的方面而言不可能用科学方式来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不可能用来自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查。这个论点接着认为，构成科学心理学主体的感觉定律和联想定律（laws of sensation and association）又如何能解释或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解释或欣赏真理的发现，解释或欣赏像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那样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发展呢？科学心理学的反对者所指出的这些事实和实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事实确实相距甚远，从而令人看来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世界，实验心理学并未试着将宏观的事实纳入到它们的体系中去，它们的体系是建立在微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实验心理学不想去公正地处理宏观的事实。
回顾一下上述的情境，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我们在唯物主义一生机论争议中采取的那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的批判是有充分根据的。心理学不仅在细微的研究上精疲力尽，不仅在其实际着手研究的那些问题上停滞不前，而且它还坚持声称它掌握了解决哲学家们强调的那些问题的唯一钥匙。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对的，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定律、联想定律或情感定律——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可以解释像凯撒大帝（Caesar）作出的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历吓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