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建筑物、书籍、艺术作品，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总之，社会活动产物的聚集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些产物起源于社会活动，并决定了未来的社会活动，正如一种痕迹起源于心物过程，反过来又决定未来的心物过程一样。把我们关于痕迹的问题应用于社会活动的产物，这将是一项诱人的任务，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除了完全超出了作者的能力所及之外，还将需要单独出书。
作为一种格局的文明
我们把自己限于一些评论上。文明的产物并非偶然地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团体联系着的，而是始终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团体的动力特征内在地联结着，纯粹偶发的因素（像某些材料的可得性而不是其他材料的可得性一样）可能决定这些产物的某些方面。其次，这些产物，由于它们的起源是社会的，因此，如果认为它们是个体活动，将会产生误解和误释。即使产生这些产物的行为类型不再发生，产物仍保留着，甚至影响行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谈论风俗、传统、制度、技术秘密、系统阐述的和未经阐述的理想，以及其他无数的事实，它们是直接决定社会行为的团体的特性……实际上，它们像直接制约任何其他东西那样制约人类的活动”（巴和莱特，p．254）。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文明的产物形成了一种格局（framework）——这个术语也为巴特莱特所运用——在这个格局内，实际上所有的行为都发生了，正如所有的空间定位发生在一个空间格局里并依赖空间格局一样。由此可见，表面看来完全是个体的活动和态度，经过仔细的检查，可以发现它们是由社会框架决定的。
例子
上述观点已由朱利安·海尔希（Julian Hirsch）关于厌食方面的研究所证实。如果人们问一个人，为什么他对臭蛋碰也不碰，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它们令人倒胃口。”然而，对布鲁尼（Brunt）地方的土人来说，臭蛋则是一种美味佳肴；如果我们要想解释我们和这些土人之间口味的差异，我们只需观察另外一个例子就够了：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对于猪肉极为厌恶，这是容易解释的，因为活猪的肮脏习惯，然而，非犹太教的人和自由思想的犹太人则对猪肉并不厌恶，尽管他们同样了解猪圈的情况。海尔希以此事实为基础得出了他的结论：“回避某些食物并不是因为对食物的厌恶所造成，厌恶由回避所引起。”他用大量的例子证明了回避的社会根源。今天，这种根源已经被遗忘了，而回避和厌恶则仍然作为社会格局的结果存在着。
萨皮尔（Sapir）对社会格局的结果进行了一般而又明晰的讨论。该讨论涉及到社会活动的许多不同领域。由于我迄今为止忽视了语言，而语言也许是文明的最伟大和最有力的产物，因此，我将选择萨皮尔的某些语言例子。“确实，我们处于如此强烈的语音习惯的控制之下，致使学习语言的学生若要发现与他自己不同的语言中语音的真正结构是什么成了一个最精细和最困难的任务。这意味着，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通过他自己的语言习惯，用强加在他身上的词语来解释其他语言的语音材料。于是，天真的法国人容易混淆‘sick’中的‘s’和‘thich’中的‘th’的发音——这并非因为他不能听出其中的差异，而是因为建立这样一种差异扰乱了他对语音必要结构的感觉”（p．136）。运用与此稍有不同的术语，我们应当说：鉴于法国人的语言格局，他把“s”和“th”听作为同一个音的两种变式，而在英语格局内，它们则像“s”和“t”一样是两种不同的音。有鉴于此，对美国人来说，伦敦方言“lygy’冲的“广音，听起来就像lady一词中“。”的变式，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他学过英语，并且初来伦敦，则这两个音是不同的音，结果甚至连“lydy”这个词也不懂了。我们再来举一个取自萨皮尔的例子：“根据一种纯客观的观点，‘kill’一词中的‘ k’和‘ skill’一词中的‘ k’之间的差别是容易确定的，对我们来说，就像‘kill’中的‘k’和‘gill’一词中的‘g’之间的主要差别可以容易地确定一样。在某些语言中，‘gill’一词中的‘g’音被看作（或者被直觉地解释为）与‘skill’一词中的k所典型代表的一个音有着一种相对来说不重要的或个别的偏离，而‘kill’一词中的k，则由于它更强的清晰度和它可以听得见的气息，将构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语音统一体”（p．134）。
我们的整个社会格局由大量的特定部分组成，它们在语言、习俗、传统、法律、思维方式、艺术创作风格、时尚等方面找到它们的表达。甚至只要随便罗列一下就可以使人看清，在这些部分中，有些部分比其他一些部分更加稳定，尽管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远不变的。与此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的，尽管任何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有些问题将心理学家的研究与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联系起来了。
人格
我们不准备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只想探讨一下我们关于心理团体和社会团体理论的最终结果。我们已经看到，自我作为“我们”的一部分，它的性质有赖于“我们”，有赖于它在这个“我们”中所占据的位置。但是，在我们讨论的那个论点中，我们还没有把文明的产物包括在内，也就是还没有把社会格局包括在内。社会格局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我们谈论人格（Personality）时，我们通常考虑它的文化中的自我，也就是由它的社会格局决定的自我。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教育来发展人格主要在于使年轻人了解过去的杰作。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以经典著作和数学为基础，以便把学生引进古老的文化格局中去。我并不想装作权威来说话，我承认，对我来说，这些旧的教育思想并不像它们在今天某个时候显得那么糟糕或过时，即便我也不准备否认一种特定体系的刻板延续是容易导致僵化的。
受过教育或有文化的人是生活在一种格局之中的，这种格局的存在是由于持续的社会创造，而不单单是由于这类社会产物毫无生气的传递。所谓社会产物是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共同拥有的那些行为特征，我们前面讨论中提供的厌恶某种食物就是一例。
人格问题是心理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无论何处，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疏忽的问题，人们不是在特质（traits）的盲目统计的调查中遇礁，便是陷入极不科学的抽象讨论的漩涡。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些有文化有知识并对人格研究饶有兴趣的人却对实验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研究不屑一顾，而且声称“解释心理学”（explanatory Psychology）无法把握这个问题，只有在本质上与此不同的一门心理学，即所谓“理解心理学”（under－standing Psychology）才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曾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这一两难问题，并拒绝接受这个问题。我们的理由在于我们的一般原理：如果心理学反映组织，也就是说，反映内在的特性联结，如果这种情况像适用于我们研究过的其他领域一样适用于人格，那么，心理学确实应当用一般的方法揭示人格的内涵和意义。
人格是一种格式塔吗？
问题可以阐述如下：人格是一种格式塔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人格是哪种格式塔？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可是，如果人格不是格式塔，那么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它那不同的行为单位或特质是彼此独立的，而且能够用任何一种结合方式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人格是一种格式塔，那么在其各种表现之间将会出现相互依存，而大量的特质结合将被排斥。
如果我们留在由实验确立的事实范围之内，则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视界限于相对来说较少的关系上，也就是限于性格特征或人格特质和相貌特征之间的关系上。奥尔波特（Allport）和弗农（Vernon）在去年刊布了论述表达活动（experssive movements）的著作，在该书的结尾处，两位作者以大量的实验结果为基础阐述了下列结论：“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人格的表达活动不是特定的和不相关的；相反，它们形成了连贯的、令人困惑的模式……根据我们的结果似乎一个人的姿势和笔迹都反映了基本上稳定的和不变的个人风格。他的表达活动看来不是彼此分离和互不相关的，而是组织起来形成良好的模式。此外，证据还表明，在表达活动与态度、特质、价值观和‘内在’人格的其他倾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pp．247－248）。这一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到的，而是在对其他发现和理论进行彻底讨论以后，并对他们自己的结果进行彻底讨论之后才得出的。
由于奥尔波特和弗农的著作对文学进行了杰出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仅仅提及另一个实验研究；这是由安海姆（Arnheim）在柏林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他要求被试把人物的不同方面或表现进行匹配——例如把知名人物与笔法相匹配「知名人物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等」，或者把笔法与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他们作品中的语录与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某些行为方式的描绘（如饮酒习惯）与人物肖像相匹配。结果发现，正确的匹配数始终比偶然的匹配数要高，而且常常高出许多；许多错误还是“良好的”错误；由于匹配对活动不是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条件——因此，在以伟大画家为题材所作的匹配实验中，被试对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两位著名画家极少发生混淆。在总共779次匹配活动中，只有36次将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与拉斐尔的作品混淆起来，或者把拉斐尔的作品与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混淆起来。然而，正确的匹配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利奥那多·达·芬奇分别为221、192、175。
上述结果如同前面描述过的实验中沃尔夫的被试作出一致判断那样，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观点进行解释。一方面，它们证明相貌判断是可能的，相当一致，而且比偶然的期望正确次数更多。另一方面，它们也证实了奥尔波特和弗农的结论；如果特质的任何一种结合是同样可能的话，那么这些判断就不可能像它们经常表现的那样正确。如果米开朗琪罗的笔法并不具有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如同为判断者所熟悉那样起着人物的指示作用，那么这些判断者就不会表现得这么好了！因此，相貌特征的实验为人格是一种格式塔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格是哪种格式塔？
另一个问题，即人格是哪种格式塔的问题，是更加难以作答的，如果人们想继续留在上述提出的理论格局以内的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考虑自我的所有不同的亚系统，关于这种亚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已经在第八章讨论过了，它们涉及到这些亚系统的组织方式，起支配作用的相对程度，它们的相互交流，以及它们的相对“深度”。通过这些，我们指的是它们的表面一中心定位（surface－centre localization），或者是它们与“自己”（Self）的联结，而这正是“自我”（Ego）的核心。此外，整个自我的“敞开”（openness）或“闭合”（closedness）也必须进行调查，也就是说，它与环境场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场的关系必须进行调查。自我和环境之间的动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我本身的性质。在这种调查中，文明的产物也必须包括在内。那么，它们中哪个对自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亚系统中哪个亚系统受到主要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强？
今天的心理学重新发现了人格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人格问题，那么心理学便是不完整的，许多作者已经为此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和麦独孤（McDougall）。然而，我不准备报告他们的观点，因为在我刚才阐述的问题上，我木可能作出任何贡献。格式塔理论在其发展中是颇为一致的。它首先在最简单的条件下研究心理学的基本定律，包括相当基本的知觉问题；接着，它涉及到越来越复杂的一组组条件，包括记忆、思维和活动。它已经开始接近那些使人格本身进入研究范围的条件。但是，由于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