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一生所遵循的规定，缺少对这场战争前途的坚强、勇敢和明智而屈服吗？无疑，戴高乐在这两种假设中间举棋不定，但他仍然坚信，不管怎样，都必须毫不松懈地号召继续斗争。
只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于证明戴高乐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6月21日早上，战时内阁获悉，停战协议将要求德国占领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海岸，在法国战舰和平时期所在的船籍港对它们实行裁军，而它们的主要船籍港恰恰是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因此，由战时内阁建立的旨在注视法国事务的委员会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该委员会在向波尔多政府发出最后警告的同时，建议由“戴高乐将军或在伦敦的另一位法国将军”向所有的法国军队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继续站在英国军队一边。⒀这个用语是意味深长的。战时内阁尚未最终承诺支持戴高乐这位已经发出6月18日号召书的人，但它却以为能找到“另一位法国将军”，而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和职位。实际上，戴高乐是唯一下决心说和做的人。必须通过戴高乐去发出号召。因此，他起草了一篇要在晚上10时在电台宣读的讲话稿。他把这篇讲话稿送到了丘吉尔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办公的首相官邸，维克托·亚历山大继续认为，人们应该不说任何会冒犯法国海军领导人的话，而是要争取他们保护法国舰队，使它不受敌人的攻击。但劳埃德大臣在波尔多看到了一些法国军官，他们对劳埃德吐露真情说，唯独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使他们知道，法国人还能继续斗争。劳埃德的证词改变了战时内阁的决定。戴高乐被准许发出他的新号召书。
6月22日的新号召书是戴高乐当时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一篇最有力的、最有建设性的和最明确的文告。人们从抵抗斗争的选择中，看到了热情和理智的结合和不可分离。这种结合将在今后四年里，启示戴高乐向法兰西民族发出他的全部信息。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篇“缔造者”的讲话。
“法国政府业已提出停战要求，现在它也知道了敌人施加的停战条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法国的陆海空三军将要全部复员，交出武器，法国的领土将遭到占领，法国政府将沦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因此，人们可以说，这种停战不仅是投降，而且是当亡国奴。
但是，由于荣誉、理智、祖国的最高利益等原因，许多法国人都不接受投降和当亡国奴。
我说，要有荣誉！因为法国已经承诺，只有同盟国协商一致才能放下武器。只要盟国继续抗战，法国政府就没有向敌人投降的权利。虽然波兰政府、挪威政府、比利时政府、荷兰政府和卢森堡政府已被赶出各自的国土，但它们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义务。
我说，要有理智！因为那种认为斗争已经失败的观点是荒谬的。是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失败。糟糕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军事行动中所犯的错误，政府在近几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放弃的思想状态，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失去了战役的胜利。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一支完整的舰队和许多黄金。我们还剩下一些拥有巨大资源和控制着海洋的盟国。我们还剩下美国工业巨大发展的可能性。今天，同样的战争条件以5000架飞机和6000辆坦克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明天则能以2万架飞机和2万辆坦克使我们获得胜利。
我说，要有祖国的最高利益！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由某个战役决定胜负的法德战争。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到，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友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友。如果自由的力量最终能战胜奴役的力量，那么向敌人屈服的法国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荣誉、理智和祖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所有的自由法国人继续进行抗战，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以他们所能进行的方式……”
诚然，好几位历史学家可以指责戴高乐讽刺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和存心夸大法国的停战要求，比如说，指责他忽视一支小部队在南方地区的残存，忽视南方地区的存在，以及法军所保存的、特别是在北非保存的一部分军用物资。但必须承认，戴高乐已经懂得了基本的东西。不久后，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但它一直受到德军援助的支配，以致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和进行任何抵抗的可能性。每当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一选择时，法国政府必定选择投降，因为它已经为了苟延残喘而放弃了一切。停战的军队被化作小股部队，永远不能对敌人进行重大的抵抗斗争。北非的法国军队被限制在过去的规模上，始终受到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其军用物质被库存起来，受到监督，不再更新，所以注定是要过时失效的。如果德国同意—事实上，它即将同意这样做——法国的战舰在法国本土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和在北非的港口被解除武装，那就意味着，这些战舰有可能在突袭中遭到截获，或者被迫自行凿沉。在法国国土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划定分界线，将战俘继续关押在集中营里，这样做就会使德国拥有讹诈的手段，并为所欲为地利用讹诈手段。总之，无论在未来的时期，还是在签订和约之时，法国政府都没有反对德国提出任何政治或军事新要求的手段。
希特勒赋予贝当政府这种停战，是为自己保留了进行战略和政治选择的一切自由。希特勒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通过占领法国最大部分的领土，通过他能对法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通过他留给法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通过法国舰队的裁军，通过对驻北非的法国军队的监督，使得法国军队的残部全部瓦解。这样，希特勒没有结束任何最终的行动，没有作出任何不可更改的选择。法国殖民地和法国本土的命运，随时都可以根据德国的战略利益、政治需要和外交考虑来加以改变。这种做法适用于将来同维希政府的关系，也适用于满足西班牙为了同德国联合——如果有朝一日希特勒希望如此——而提出的条件。何况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维贡将军已经根据佛朗哥的指示，在6月中旬考虑这个问题。⒁眼下，德国摆脱了法国这个打算优先战胜的敌手，保留了以后根据其需要来对付法国的权利，同时准备——它这样认为——同英国和谈的机会。
法国停战激发了英国人的愤怒和热情，这确实是戴高乐事先预见到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投降。戴高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的预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熟悉这个基本上依靠魏刚来决定一切的贝当。在这方面，戴高乐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戴高乐不能再赞同人们对贝当元帅大量表示的礼仪和传统敬意。戴高乐知道贝当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在雷诺政府内部看到了贝当的两重性；他见证了贝当拼命想要投降的做法。当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述了他在翌日——6月15日到达英国之前、在波尔多度过的最后时光之时，他想要追述贝当的命运，勾勒贝当的肖像，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说，戴高乐甚至不改变他在1940年6月26日，“在飞越海洋上空时，通过电报”对贝当所作的指责。戴高乐尖锐地揭露贝当在这个可憎的、导致失败的法国军事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指控贝当签署了一份“不光彩”的停战协议，并且同意使祖国、政府和贝当自己“当亡国奴的地位”。
戴高乐描述贝当的这些片断，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最精心和研究得最深的章节之一。
“多么大的潮流裹挟着贝当，把他引向多么不幸的命运啊！这个特殊人物在他的全部生涯中，进行了长期的克制努力。贝当是过分自豪，而不搞阴谋；过分强大，而不碌碌无为；过分雄心勃勃，而不是野心家。他在孤独中，滋长了一种统治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因贝当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遇到的逆境、别人对自己的轻蔑而在长时间里变得明显起来。从前，军队的光荣曾经给了贝当许多痛苦的抚爱，但这种光荣并未使他感到完全满足，因为它不是只爱贝当一人。而今，在贝当一生的严冬尽头，突然事件赋予他的天赋和骄傲以无限发展的机会，这是他盼望多年的机会啊！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和光荣授勋一般。
“必须说明，不管怎样，贝当元帅认为战役已经失败。这位早在1870年的第二天入伍的老兵受到了推动，认为这只是一次新的法德战争。在第一次法德战争中，法国是战败国，但在第二次战争、即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无疑，法国与盟国一道获得了胜利，但盟国起到的是次要作用。而今，我们正在输掉第三次战争。这是残酷的，但是正式的。在色当战役失败和巴黎沦陷之后，就象当年梯也尔在同样形势下所作的那样，只是了结、谈判和届时消灭巴黎公社。据贝当老元帅的判断，战争的世界性，海外领土的机遇，希特勒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等是不应该考虑进去的。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
“尽管这样，我相信，假如在别的年代，贝当元帅是不会同意在放弃国家中红袍加身的。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只要贝当作为他本人有多久，一旦认识到自己弄错，他就会重走抗战道路有多久；胜利还是有可能获得的；法兰西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胜利。然而，唉！岁月已经消磨了贝当身躯下的坚强性格。年岁抛弃了贝当，使他卷入了那些善于用其庄严与厌倦来进行掩护自己的人的密谋活动。衰老犹如海上遇难。为了不宽容我们的一切，贝当元帅的衰老即将是法兰西遭遇的海难。”
这段文字具有文学之美，但这种美不应当掩盖其深刻的坚硬态度。戴高乐想要用高尚的文字来谈论贝当。但是，在这些令人赞叹的字句平衡后面，有着严厉的判断。戴高乐说“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这是认为，贝当靠国家及其军队的投降来上台是可耻的。用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基本情况来指出，“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这是揭露贝当在智力方面存在的大缺点。抨击贝当的衰老等于“法兰西的海难”，这是说话谨慎，但语言中加进某种轻蔑的色彩。人们可以认为，在1940年6月，在由各种各样的国籍混杂在一起的所有当代人中间，戴高乐是一个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对贝当毫无期待的人。他在这方面胜过任何其他人，也许几乎只有他一人是这样。
在6月22日发表讲话到6月26日发表可怕的、致签署停战协议的贝当元帅的广播讲话，戴高乐经历了漫长斗争道路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引导他去实现6月18日就制定的目标：要使法兰西作为独立的和当然的盟国重新参战，而不是建立一支与所有的大英帝国军队会合的辅助力量。戴高乐的出发点在于，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声明，消除了一切犹豫态度，结束了一切拖延的做法——伦敦曾迟迟不下决断，对波尔多突然奋起抱有幻想。战时内阁声明说：“刚刚签署的（法国）停战协议，违背盟国政府间业已郑重签订的协定，使波尔多政府处于一种完全屈从敌人的境地，使它失去了代表法国自由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因此，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把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据此，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支持戴高乐所考虑的、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设想。⒂丘吉尔对戴高乐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扬。哈利法克斯援引了那些准备在北非继续斗争和可能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士的名字。因此，当人们知道新组织能够怎样成立时，战时内阁就原则上同意承认这个取名为“解放委员会”的新的组织机构。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法国的政权建立起来，并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在戴高乐看来，问题是要招募那些呆在伦敦、等待人们会在别处去找的、最著名的和最有威信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人。但是，戴高乐知道，必须迅速行动。已经有传闻说，在最有名的法国人士中间，有些人准备离走，有的去法国，有的则去美国。英国的历史档案能够援引涉及此事的法国人士的名字。⒃他们是以对英国的同情和熟悉而著名的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迄今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科尔班；《时代》杂志社长、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两名非共产党众议员之一、右翼议员亨利·德科里里斯；接近社会党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伦敦法国研究所所长德尼·索拉；法国总工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