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当金1938年10月4日举行的会谈，法英两国政府被告知，有可能发生一种变化。⒅此后，苏联不断发出警告。实际上，只是在1939年5月，希特勒才为了他的利益，决定谋求同莫斯科签订协议。⒆迄今为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竭力要通过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来使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敌视态度变得中立起来，因为同日本结盟就会使苏联因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而不动弹。但日本政府担心同英国发生可能的战争冲突，并对其军队在外蒙古进行的有限对抗中，在苏联装甲车面前遭到的失败留下过深刻印象，所以采取了躲闪的态度。当时，在希特勒看来，同苏联签订协议是唯一能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解决办法。希特勒认为，这种战略情况最为重要。
因此，不管怎样，法英两国政府是在认识到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和同苏联举行谈判的主要赌注时，才准备开始军事讨论的，而这样做就会补全那些在政治上业已或多或少获得的成果。7月27日，法国方面指定杜蒙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说实话，甘默林这天向杜蒙下达的指示是在三天前经达拉第批准的，所以并不象人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明确。这些指示考虑到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将援助限制在提供武器方面，但没有规定在德国向波兰进攻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如何同俄国的军事反击真正做到协调一致。⒇然而，这些指示同英国代表团8月3日接受的指示形成了明显对比。英国方面的指示精神可归纳如下：“英国代表团应当密切监视政治对话的进展，慢条斯理地进行对话。”（21）英国代表团也应当“用尽可能笼统的话”来同苏联人讨论。至于那些只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英国代表团应当“鼓励俄国人直接去找波兰和罗马尼亚谈判”。最后，英国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应当谋求一项被称为“难于迅速达成”的协议，事先接受“某种谈判期限，以便使德国受到英法苏三国军事公约的威胁，以此来推迟战争，赢得秋季或冬季时间”。设想一些也肯定会导致人们即将举行的谈判失败的指示，是一件困难的事。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8月4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节的速度行驶了四天，结果只是在8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月13日、14日、15日和16日四天，伏罗希洛夫未得到任何回答。看到谈判最后要遭到失败，杜蒙建议巴黎派其副手瓦林将军去，试图说服波兰领导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会有同苏联的结盟；届时，他们的战略立场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但这种建议只是徒劳一场。后来，杜蒙又主动派遣博夫尔上尉到华沙，博夫尔说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出面，再次向贝克上校进行活动，同时也由武官米斯将军出面进行活动。结果他们俩只得到波兰方面发表的、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声明，声明只是用有点轻蔑的词汇，准许法国人和英国人同苏联人“磋商”，而波兰领导人保留评判他们磋商结果的权利。达拉第在一个绝望的举动中，徒劳地准许杜蒙“最好是（……）在军事公约上签字，条件是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暗示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可以不经过波兰人同意。俄国领导人只能从中得出结论说，有人竭力要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波兰人不接受任何同他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甚至有人向伏罗希洛夫证实，波兰政府不赞成法国起草的公约文本……
8月22日公布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现在谁都不能怀疑，德苏两国靠拢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即将签订一个协议。这对英法两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外交失败，而且首先是一个战略灾难。因为波兰无法长期抵御德国军队，而且由于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将入侵波兰东部。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西部。
同样是战略形势决定着苏联的选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是在下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作一选择的。第一种办法是，继续在边界内观望，但届时德国将会获得优势：将波兰军队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样就不费力气地走完战争爆发的深入苏联心脏地区的大部分路程。第二种办法是，尽管波兰政府明确反对，但对波兰进行干预，然后同德国军队遭遇，但在此情况下，风险来自波兰政府的突然转变。波兰有可能在德苏两个敌人中间，断定苏联是最坏的敌人；届时谁也不知道，法英两国会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第三种办法是，同德国缔结一项公约就会对苏联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名声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公约不会是最后的承诺。当时局需要这样做时，就会重新开始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话。再说，当法英两国代表离开莫斯科时，苏联代表已经对他们打了招呼。在此期间，苏联会在领土和战略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夺回其在1920年签订里加条约时失去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此外还加上1914年前属于奥地利的东加里西亚。且不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贝萨阿拉伯地区将要获得可预见的进展。
苏联作出其选择。这对苏联来说是一次重大进展，因为他将德国侵略的起点尽可能远地推到了西方。如果不同苏联发生直接碰撞和不打乱战争的战略形势，那德国就不能向西方再走一步。有位西方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唯一的西方领导人——懂得这点。10月1日，是丘吉尔在电台上发表声明说：“俄国冷冰冰地奉行了一种被利益左右的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人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占领现有的阵地。但是，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俄国安全发生了问题，对俄国军队来说，坚守这条防线显然是一种必要。不管怎样，防线在这里，东线已经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东线。我无法预言俄国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神秘的谜底，完全被装在一个谜语里面。可是，也许在这个谜语里面藏着一把钥匙呢？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在黑海两岸落脚，或者入侵巴尔干半岛国家，或者使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人民受到其奴役，那就不能符合俄国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与俄国的生存利益和历史利益相违背的。”戴高乐进行了与丘吉尔同样的分析，但篇幅更短一些。他说：“俄国宁可同德国一道瓜分自己的猎物，而不愿沦为德国的猎物。”
从缺少任何东方联盟产生的后果是，战争地图根本不利于盟国。人们不难预见到这点。至于戴高乐，他象支持签订法苏公约那样明确表态，觉察到德国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时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不管怎样，必须从中作出结论。这就是法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在制定其作战计划时所做的事。（23）他们看到德国将是主要的敌手，但由于德国在大部分军用物资方面拥有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击败德国，因而建议依靠盟国的海军优势——如果意大利也来参战——对意大利岛屿和殖民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这个作战计划初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重大矛盾。作战计划假设，必须粉碎德国的首批进攻，但同时规定在次要战场上开展大规模行动。可是，次要战场为了取得一些肯定次要的成功，需要动用法英两国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使之冒有在主要战场——那里的德军占有优势，即使占有暂时的优势，也会对盟国进行致命的打击——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是这个观念启示了最初的作战计划。除了规定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向法英两国运送来自其庞大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大量军用物质和各种援军之外，该计划还规定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