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日夜里，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最后死于霍乱。
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别是《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人安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一本《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尔·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不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非常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用比较赞扬的基调悼念蒲鲁东这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师的传略。在19世纪中叶，象夏尔的祖母这样能够完成如此广泛的事业和如此全面地投身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妇女，实属是凤毛麟角。
朱利安－菲利普这对既非常传统、又非常独特的夫妻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代表着当时三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老大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了一部关于19世纪克尔特人的著作，并对这个课题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致他在学会威尔士语和下布列塔尼语之后，以巴兹·布罗卡尔的笔名——“巴尔德·戴高乐”的译名，创作和发表了一些盖耳语的诗篇，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克尔特人联盟，把爱尔兰人向美洲的移民描写成他们祖先的伟大运动——“由爱尔兰人的祖先在高加索和印度的群山脚下开始，并在若干个世纪里向夕阳继续进行的运动”——在当代的继续。老二朱尔属于那些默默无闻和自觉研究的学者，而19世纪的伟大科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朱尔是昆虫学家，写了一部《法国膜翅目总目》，其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最后，老三就是亨利。戴高乐，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父亲。
亨利生于1848年。他梦想过从军，参加过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只是一个初试通过者。亨利作为志愿兵，参加了1870年夏天在巴黎仓促建立的营队，然后进行了战斗。亨利先是当了中士，其原因就象他本人用幽默的基调所写的那样，或许是他属于“那些善良的、家境良好、可以自行解决服装和装备问题的青年人”。后来，亨利当上了少尉，并通过士兵的投票使这个军阶得到了认可。1870年10月，他在圣德尼参加斯坦和布尔热战斗时手臂受伤。1871年1月，在普鲁士军队对拉库尔纳夫和圣德尼的轰炸中，亨利指挥过“国民别动队”第三连。因此，他只想着在停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关于停战，亨利写道，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经过塞纳省政府短暂过渡之后，他改行去教书。他考上了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因此，他在一个专业化不像今天这样严格的时代里，被耶稣会招聘为哲学、数学和文学教员。他起先在一所位于巴黎沃吉拉街389号、名叫“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会学校里教书。1901年，亨利当上了该校的学监。但在法国驱赶耶稣会教士时，他清理了该校，并于1907年在巴克街建立了丰塔纳学校。然后，他又在先后设在巴黎邮政街和凡尔赛的圣热纳维埃夫学校教书。亨利教过的这些高水平学校，大多接受那些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子弟。在亨利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元帅拉特尔·德·塔西涅、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马塞尔·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红衣主教热利埃等。
在一位传记作家看来，亨利·戴高乐“举止高贵，思想充实，态度严肃”。毫无疑问，这些用19世纪的语言来描述的特点，使人看到他人品的一个方面。可是，根据他女儿玛丽－阿涅斯——亨利死于1930年，玛丽－阿涅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住在他家附近——的证词，他也具有天真、宽容、耐心、和蔼和关心孩子等特点。③亨利在近四十岁时，娶了他的堂妹、二伯朱尔的女儿让娜·马约为妻，而亨利和让娜的父母亲也是一对堂兄妹。关于让娜·马约，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开头部分中写道；他母亲“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有的家庭回忆都证实了这点。让娜对君主政体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怀念之情，对她的几个儿子全都信奉“共和主义者”感到伤心，并对宗教公开表示严格的信仰。④确实，这是一个热爱真理和简朴生活的、热情的女人，以至于她女儿玛丽－阿涅斯在同让·莫里亚克吐露隐情时表示，母亲不理解那些惯有的殷勤和世俗的恭维……而让娜自己的母亲朱利亚·马约－德拉诺瓦信奉宗教，达到了以宗教的名义谴责跳舞和演戏的地步。某些传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兰女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家族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从中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时，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
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
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尤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导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
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对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初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围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的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的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道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的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神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在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家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
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