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
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
“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
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
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中东地区时，一次新的失望在等待他。尽管戴高乐在贝当身边进行了活动，但他没有争取他所希冀的高等军事学院教授的职位，再次遭到了排挤。戴高乐向贝当建议，要对领导战争的教学科目实行改革，暗示对民事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但他看到，贝当的回答是，但愿“这种思想观点是有趣的……现在没有仓促实行的理由”。因此，戴高乐调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项新工作的全部好处——他将处于关于防务政策辩论和会议的中心地位。戴高乐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为法兰西设计一个防御体系和一个军事工具。这样，戴高乐将第一次进入公共生活。
这时发表了戴高乐的一部著作，它比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更加显示出他个人关于人、领袖、权力、统帅部和行动的观念。这部著作收集了戴高乐从其发表过的讲演出发，逐步加以明确和修改，并长期审阅和重写过的一些文章。1932年，该书以一个暗示军事文学著作的题目《剑刃》出版。这时，西方世界已经感觉到，大动荡已经产生了首批效应，将要使它卷入战争。繁荣业已土崩瓦解了。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股市破产拉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序幕。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镑贬值了。中日战争在满洲国开辟了武装冲突的纪元。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剑刃》的出版不仅是一种严格的和孤独的思考，对过去那些期待、悲伤和惊慌不安的岁月的追忆，而且是未来风暴将要引发的、未来行动的序曲，对社会——社会摆脱了军人，因为它只想到和平，但尚不知道和平已经失去——内部军人的奇特命运所做的分析。
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
“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
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漠不关心。
“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于衷的。”
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
“怎样去建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的国际秩序呢？”
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
“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
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一切冲突的萌芽。
“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
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
“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
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
“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
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为了直接地接触现实，人应当怎样通过将本性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对现实的直觉。实际上，本性是存在于我们的自我之中，能力将我们同自然最接近地连接起来。多亏了柏格森，我们达到事物秩序的最深处，我们参予那种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和谐……对于战争统帅来说，在观念方面出现了一种与艺术家为主体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这个主体并不能使人使用智力。柏格森从中得出了一些教益、方法和知识。但是，在柏格森看来，只有通过一种本性能力的努力，以及那种唯一地同自然——从自然中可以迸发出火花来——进行直接接触的灵感，才有可能进行创作。关于军事艺术，人们可以引证柏格森谈论别人的话：人是自然的补充。”
戴高乐阐述这个主题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心。因为戴高乐在这里重提了他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之间的争论。时势具有的无法预见的多变性，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则是战争行动的特点。
“战争如同生活，”戴高乐写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将不再发生，永远如此；而行动，不管怎样，很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对于军队消极的和往往狭隘的行为戴高乐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多年来所作的的指责。
“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
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