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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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邓小平-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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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胡同里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阳光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邓小平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 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从外表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过了门廊,走过一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宽, 40 米长,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 20 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20 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站在院子里,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长相思

    花雨寄托长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地走了。 2 月 19 号,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 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邓小平逝世以后,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 12 岁,也属龙。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 邓林(邓小平大女儿), 1959 年师从汪慎生先生,学习中国水墨画。 196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主攻花鸟画专业, 1967 年毕业。 1986 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  邓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


第一章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 ,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 1939 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 23 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对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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