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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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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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起床,夜行抵山头再防御,时阴霾满天,乃卧于山顶,雨衣甚潮,侧卧及用枪托为垫,乃稍解潮气……太阳出来了,晒走了草上衣上的露水,晒出了身上的“露水”——我明显地感到胸前一行行汗珠的下淌…… 

        太阳大了,德武的“人造树”遮不住了,乃跑到竹林下,在人声嘈杂中睡了一小时。二时五十即出发,一上公路即遇大雨,我没带雨衣,雨点大,打人痛,可是要熬过这“迟滞作战”大正面的课目。沿公路南下……我在水中洗了一阵裤腿,时全身早已透湿数次,晚风自对岸吹来,冷得至于上下齿打抖其剧,真要老命、要老命。时方晚晴,景色甚美,对岸群山与火车过铁桥皆好看,傍晚始奔下山。在路旁吃饭后出发,过善化、新市。途中谈天,赖以忘疲,唱歌时连长奇怪我高兴,我语以苦中作乐,今日唱歌及走单轨玩,人多怪之。连长途中一再怪我爱请客的毛病,尔昭说我不量财力请客之不当。晚上赶路竟把裤管“腾”干,真想不到也!十时后抵新化。今日净走八个多小时,三万公尺,六十多里,善培送的袜子助力不少,右脚鞋垫又从中凸起,故一大段路甚艰苦。途中吸烟一支,边际效用甚大。① 

        整日上午六○及八一炮讲习试射,面对美浓溪旁,群山遥抱,溪水与砂石相间,午饭后人皆就荫而卧,我却携板凳、望远镜、讲义夹步于一砂石角上,远眺二村女浣衣,二童子浮于木上戏水,全身虽受日炙,然以清风澄水微波,亦不觉其苦也。现在我还在该处写日记,一同学言我如是颇有“诗意”,我心头有所思,可是充满了一片茫茫的味儿。往远处望,山真是高得多,平望过去,鹅卵石、碎石、绿草、黑沙、浇水、长堤、轻烟、微波、浅蓝的天、不定的白云、云上的山峰,现在我准备来一次水清而濯足了。上面太阳晒着,水不算凉,可是脚放下去却有一番“不知足下”的感觉,头上的胶盔还不错,遮了不少的阳光和热度,水中的鱼比蝌蚪还要小,板凳放在沙上就陷了下去,愈陷愈深。① 

        作者写“雨衣甚潮”、汗珠“下淌”、“太阳大了”、“雨点大,打人痛”、“上下齿打抖甚剧,真要老命、要老命”,鞋垫“从中凸起”、“一片茫茫”、“水中的鱼比蝌蚪还小”等等,这种细微的心理感受与单纯的环境描写相比当然更具有形象的表现力,文笔简洁清峻,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再如: 

        天黑下雨,我轻装,只穿雨衣戴胶盔,急行于泥泞,转赴马路,在桥边被团长拉了一把,真混球!军行甚速,间跑步,唱了一段歌以解之。至小新营,东向走入土路中,小休息一会,又在泥中乱走……我浑身汗湿,拉出上衣,在冷风中吹吹,吹了一路,反倒凉快。自山上小休后,再行即渐不支,终落伍,独行山中,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黑路摸索多时,宜其向往夜间之光明也。② 

        午后赴六○阵地,在小三角茅棚中躲雨,脱衣扭干衣服,不穿衣真舒服,宁冷不愿湿里也。下午又去看地形,路多为水淹,车行时雨打面不能睁目,又冷又湿,要命要命。自台南北部后甲里看地形归,在大子村下车,请忠庆、信忠、明山等喝酒,吃花生及糕,另送驾驶烟一包,我此时已冻得吃不消,乃把军毡裹在身上湿衣服里才免于身上大抖。车过新化时,又下车请他们喝酒吃东西,我又贮酒一瓶于水壶中,以御夜间在野外过夜之寒气,准备以醉态争取“杀时间”也!③ 

        这里,作者在“泥中乱走”的语句十分形象地表达了行军中泥泞遍地、慌不择路的情态,既写出了行为动态,又写出了此时的心态。作者“落伍”后,独行山中的“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又真切地写出了自己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而“雨打面不能睁目,又冷又湿,要命要命”一句更是叙中有描,描中有叙,极尽白描之极致,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寒冷中的生理和心理感觉,有声有色,如在面前。 

        在李敖的军中日记里,以内省式的思想感受居多,以客观的叙述居多,但作者对心灵上感触颇深的事物总是不放过捕捉感觉的机会,因此像上述细腻的艺术感觉在李敖的军中日记里时有出现,其中显露出来的作者的艺术才能,恰恰说明了他日后的白话文成就并非天外来客,盖其来有自也。 

        就总体而言,李敖的军中日记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实录,更是当时国民党军人生活的纪实,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自然不容忽视。他的战友、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杨尔琳教授以“真、切、透、活”评价,其实不虚。 

        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记述底层人的故事,是李敖军中日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对军中乐园黑暗内幕的调查。60年代的台湾已在世界上有“妓女王国”的“雅号”,“军中乐园”就是其中的一大“景观”。 

        1960年3月7日,李敖从步校分配到连队的第四天,便参观了“美娜公共茶室”、“仁武特约茶室”,即人们所说的“军中乐园”——军队中的妓院。 

        军中乐园是国民党军队中特有的一种丑恶现象。从大陆过去的老兵,最小的也比李敖大六七岁,无妻无家,也无钱成家,生活单调枯燥,精神上的苦闷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肉体上的安慰,“军中乐园”随之产生。而他们每个月可怜的一点薪水也随之挥霍殆尽。茶室中的妓女,大多都是台湾当地一些生活无靠的女子,也有被拐卖而来的少女。 

        李敖怀着对人口问题和军中丑恶现象的敏感,在对军中乐园的调查包括民间私娼的调查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且看他在几则日记中的记录: 
        1960年3月22日:晚与张福永及周毅先去参观军中乐园,28号酷似光锦之妹,身材尚好,面露烦躁之色,三军人挑抚之,毅言:“好像圆锹,人可休息,工作器具不能休息。”丁忠大惊奇:“你也到这儿来?”一男专司时间登记栏,为一黑板,有电钮三十多,又有许多兵围与一轻佻者玩笑,打她屁股,她亦骂以詈辞。又访“私窑子”,寻得二处,一处茅屋,有二少校及一上尉旁看其友在搞;一处在猪栏边,老鸨伴之,周毅到处乱摸。栏上×号为妓女请假,“例假”也。 

        1960年10月2日:上午与镜昌调查台南市军中乐园,二人倚楼梯抄写,人多怪之,营妓乱抢帽子眼镜,只好逃出,香茶我不敢喝(茶票即月台票二元)。30号穿白衫白短裤,皮肤甚白。又同赴康乐街访民间妓女户,真想不到竟如此多,如此公开藐视民法第××条,如此多招牌与彩色广告!甲级(三绿灯)不拉人,乙级(二绿)拉人甚凶,或以脚勾你裤腿或敲你胸问:“为什么不要?”半裸而卧者有之,年幼十二、三岁者亦有之(每日至多只能卖四次,多则不支)。此何等人间乎?感想极多,不详记之矣。 

        10月4日:晚与镜昌访拔林军中乐园,抄写后归。 
        12月5日:烟诱贾贵诚讲乐园中事。 
        12月8日:他与国钧逛书店,转赴“逢缘妓女户”,为一二层楼房,门口三蓝灯,两旁有红底金字之联:“逢声作戏且喜千樽留醉意缘分相投莫笑一吻寄相思”。内部有许多平房,正在装修之中,一个个天蓝门,迷宫筑法,约三四十间,妓女们有的抢李敖的烟斗,有的敲他的头,要他来,他说:“卵叫坏了”,慌忙逃出。 

        12月28日:在车中与九师老兵聊天,顺便得一二军中乐园史料。 
        1961年1月18日:恩伟言附近私窑子老鸨们以烟酒等赂军中流氓,以足足之四十分钟及气功及药物搞军中乐园姑娘,使之畏而缺货,尤其漂亮一点的皆惧不敢来,如是则私娼生意盛矣。 

        此外,他还请在军中的其他同学帮他抄录军中乐园的资料,如标语、规则等等。他都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 
        在李敖眼中,无论营妓还是老兵,他们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被损害者,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人肉市场真可怜,老兵雏妓互相残。买卖双方皆弱者,如此军中一乐园。”他想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在他们的心中全无意义!如果自己是这个小姑娘,那么,无论是谁统治,只要能使自己少接几个客人,自己就拥护它。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者来说,都是狗屁、狗屁、狗屁,只有鬼才相信。 

        他开始对自己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拟定了写作题目。26年后(1986年),在台湾的妓女现象日趋严重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长达四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揭露国民党军队中老兵的精神苦闷,妓女的苦难和军中的黑暗。文章资料之详备,思想之尖锐,盖其来有自也。 

        李敖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洞察到了台湾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妓女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的确已成为台湾当局长期以来难以去除的一块心病。据资料统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妓女人数不少于15万人。直到90年代中期,台湾的雏妓尚有6万人,且数字仍在增加。1994年5月,台湾“内政部”还专门在台北主办了“台湾地区雏妓防治研讨会”,其危害性由此可见。 

        除了日记、书信的写作外,李敖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要做中国的“Harris”或“Lawrence”(按:劳伦斯)。他想要做一个能“救时弊、造新因”的新时代文人。写就要写新的,有轰动效应的内容,他在诗中写道:“才华灿烂当倾倒,惊世骇俗度此生。”具体到个人的兴趣,便是对sex文化诸问题的关注。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有“该作第二张竞生”的愿望(《十七天的日记》),从军以后,他对性学方面的资料更感兴趣,他说:“来日我或为中国之Harris或Lawrence正未可知也,要之,吾叛逆文人耳,语不惊国人世人誓不休,而在sex(按:性的内容)上着力最有效,我当读英法文著作。”①“及于出路问题,我决定考‘考古人类研究所’,改攻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于我之专业——性问题……”②李敖自视为一“叛逆文人”,而且在写作上朝着一鸣惊人的方向发展,他选择“sex”方面的题材,这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写作心理状态的一个侧面。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目前最有兴趣的问题是和sex有关的一切事:家庭、恋爱、结婚、娼妓、人口……等社会性的问题,都是我所要选择的,也许诚如你所说,这些都是经不起价值判断的“小问题”,我想这种轩轾是很难一致的,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我现在深信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小,个人这一生能对浩如烟海的社会的不合理与黑暗有一点点小改革,这就很不容易了,做了一件,再做第二件,总比大而无当一事无成的乱吵一辈子来得好。③ 

        这段自谦之语简直不像是性情狂傲的李敖所说,但这正是他于苦难中在思想上打磨的结果。 
        他的这种思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在大学时代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宋代婚姻方面的论题,关于婚姻的有关资料早已是他搜集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出自读书中的启发,在军中,他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这方面的著作,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为排解性苦闷而对此类材料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亲和感,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在他的写作计划中,他曾拟下过许多题目,如《现阶段男女关系的分析和调适》、《裸体画问题》、《论强奸》、《中国残忍史》、《论没有拒奸的自由》、《张竞生传》、《中国性史》、《从〈性心理学〉(上)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性心理学研究》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在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难以自抑的性苦闷与性渴望的因素,但在他对社会及历史上的性问题展开思考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个人的表层体验,而是真正地把它当作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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