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
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七、姚本师，“不拒曲木”
在５０年代的台湾大学，李敖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之所以能够“横行”到毕业，离不开一大批老师的宽容和理解，像对中国古代社会深有研究的李宗侗教授、教“中国通史”的夏德仪教授、教“西洋史”的刘崇系主任、吴相湘教授、教“印度史”的吴俊才教授、教“国际现势”的黄祝贵老师、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等等。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姚从吾当算一位。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河南襄城人，生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１９２０年毕业。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后留部工作（鲁迅当时亦工作于此）。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１９２２年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所。１９２８年完成论文《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刊载于《辅仁杂志》，为人注目。１９２９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１９３１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１９３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１９３６年任主任。抗战开始后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日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征集抗战史料达１６４箱，抗战胜利后移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１９４６年任河南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改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１９４９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在李敖上大学期间，他被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主攻辽金元史，１９５６年李敖升二年级时开始选修他的课。
此时的姚从吾已６３岁，满头白发，嘴唇奇厚，满口乱牙，讲话时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大学生们在人前人后都称他“老公公”。他讲课的情形，台大毕业的张伯敏先生曾有一段记载：“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①李敖回忆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李敖跟姚从吾学习《辽金元史》，成绩颇佳，上学期得分８６分，下学期得分８８分。大三时又跟姚从吾学习《史学方法》，上学期９４分，下学期得分８６分。大四时，姚从吾又指导李敖写论文，尽管李敖说“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但李敖执着于史学研究的情结和求真的科学研究态度，除了过去受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影响外，毫无疑问，他更直接地受到这位辽金元史专家的熏陶。李敖说：“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这更是年轻气盛的李敖心高气傲的极端之语，是在对他的“姚本师”进行求全责备了。姚从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契丹、女真、蒙古史实的研究成果，更在于他的与人为善、不耻下问。他对李敖的论文不在行，便拿去请师大教授赵铁寒审查，赵铁寒的评价是：“‘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②李敖后来回忆说：“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尽管如此，在李敖眼中，姚从吾做学问仍然属于埋头耕耘而收获不佳的一类。他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把他当作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典型，认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从姚从吾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学问以外的东西。他的《“北土怀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表达了对姚本师的深深怀念。他说：“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姚从吾在赴台前曾加入国民党，并曾奉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但赴台后却拒不办理归队登记，李敖认为，他的这种“全无党性”的做法，乃是其“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的表现，表示敬佩。李敖在大学期间曾多次与姚从吾通信或面谈。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两人小谈。姚从吾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
鱼倦低游每返渊，
鸟倦高飞总知还，
摒情专心穷文史，
隐姓埋名二十年。
姚从吾先生比李敖大４２岁，已步入人生的黄昏。望着他苍苍的白发，李敖由衷地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他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那种“急求早成”的心理也显得益发炽烈了，这种急迫感后来变成无时不在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鞭策着李敖，不停地努力、不停地紧张，在李敖心中，姚从吾已化作一股奇异的力量。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敖在走近胡适、结识胡适的过程中，姚从吾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
由于李敖在大学阶段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问的精深，这位被李敖称作“姚本师”的姚从吾，对李敖在赏识中有着一种偏爱，他认为李敖有“偏才”，不论在治学还是做人上，都给李敖以殷切的教诲和鼓励，甚至在经济上亦给予李敖以很多帮助。李敖在毕业后给老师的信中说：
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你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诸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大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ｄａｍｓ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ｈ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ｔｅｌｌ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ｏｐｓ．（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永恒不止。）①
这应该是狂傲的李敖对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语。从李敖的大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大四阶段，李敖与同学之间游玩的记录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他与诸位导师之间的交往。而此中交往最密切者当是姚从吾先生。
在李敖大学日记中，多处可以看到他与“姚老”谈话的记录。尤其是在大四写毕业论文阶段，姚从吾是李敖的导师，两人过从更密。为了李敖的发展，姚从吾用亲笔写信介绍李敖去见太老师胡适，并不断传递胡适对李敖的评价，说“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胡适得意门生）”姚从吾对李敖说：“胡颇欲使关系深切”，故多次督促李敖去看望胡适。
显然，姚从吾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了。
八、胡适
“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在台湾大学，最令李敖难忘的是结识了自己崇仰已久的学界前辈——胡适。
自从他在初中时读到《胡适文选》之后，他的思想便按照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了。上高中时，李敖曾写过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到台大后，１９５７
年３月１日，李敖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论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适的文章数篇。这些文章颇具功力，开始引起远在美国的胡适的关注。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６日，胡适从美国归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演说，他的学生姚从吾携李敖一起去听。演说结束后，姚从吾特别向胡适介绍李敖，胡适立刻约李敖去聊聊。当天晚上，两人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家相见。胡适热情地对李敖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谈话之中，胡适对李敖治学的褒奖溢于言表。
在这次会面时，李敖就已萌生出一个愿望：要给胡适写一本传记。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当面告诉胡适，而只是提到了批评胡适的几本书，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而对《胡适与郭沫若》一书，胡适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会见，当是李敖写作《胡适评传》的最早萌芽。
应该说，在台大期间，李敖与胡适能有一段笔墨情缘，一方面缘于他的奇才，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导师姚从吾的极力举荐与撮合。在他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我们不难看到姚从吾在李、胡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在李敖第一次见胡适之前，他与殷海光已渐疏远，他的精神领袖也只有胡适一位了。一方面他的狂傲使他并不以胡适思想为最高境界，认为胡适“没有多少好‘吸收’的”；另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学术成绩和地位，他又绝不放弃与胡适交往的机会。因此，他对胡适的印象也就时好时坏。
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他赴南港见胡适，这天他写《札记一则——再访胡适》：
十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走过来，一面伸过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Ｍｒ．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给我，我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
这次见胡适后第六天，“胡适先生送来字，午睡醒来（二时前）看到”；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又生非议：“‘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第十天，他又称胡适为独一无二的“ｐｏｐｕｌａｒ（大众）式学者”了；第１８天，他又要“写封信给胡适”了。到同年１１月６日，他写道：“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