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十大政治要案，叶明等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港台文化名人传，费清、汤平编著，人民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台湾出版史，辛广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等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台湾文学史，古继堂主编，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台湾党外领袖人物，李达编著，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８７年版
谁说台湾学生无知，风云论坛编委会，风云论坛社（台北）３５期
后 记
在很久很久以前，豫北山区有过一个壮汉，个子不高，勤劳能干，他的热心和善良，赢得左邻右舍的称赞。
一个夏天，壮汉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壮汉十分风光，他向乡邻借了粮票，借了钱，背着铺盖卷，雄赳赳地踏上东去的山道，把儿子送出了山。
第二天，壮汉回来了。昨日的荣耀似乎从未有过似的，他一如既往地下地干活，从泥土中刨食，用汗水换钱，后来，又跟外出打工的人奔了太原。
壮汉挣来的钱除了家用，都源源不断地寄往一个小城，在那里，他的儿子正在念大学，想到儿子，壮汉就来劲，受多少苦他也情愿。
壮汉这一辈子都在劳作，像在完成一项使命似的，风里来，雨里去，从春到秋，从冬到夏。儿子大学毕业了，儿子留了城；儿子成家了，儿子有了新居。壮汉高兴，但高兴归高兴，他从未到城里住过一天。
壮汉老了，壮汉的头发白了，壮汉病了，壮汉拄着拐杖只能斜着身子走路了。
他开始想儿子，但儿子离他太遥远了，壮汉只能在冥想中想象儿子的模样。他站在篱笆门外，向东方的山巅眺望，那里，山岚一片，有几只老鹰在飞，在飞，在幽远的山谷上空盘旋。时间久了，壮汉竟觉得，儿子是儿子，儿子和自己无关。
春天里的一个晚上，壮汉院中那两棵开满白花的梨树突然枯萎了。
壮汉像是明白了什么，别人指指点点，他只是笑笑，不发一言。
几天之后，壮汉死了。
正是清明时节，壮汉的儿子冒雨回到山村。他处理着壮汉的后事，没掉一滴眼泪，平静得好像那去者与他无关。
清晨，山里人看到那个壮汉的儿子在村外漫步，马上又想起壮汉。
壮汉的儿子走了，乡亲们继续忙活自己的生计，壮汉从此消失了。
那个壮汉的儿子就是我。
想起父亲的一生，午夜梦回，我曾泪流满面，但这种思念，我从未在人前流露过。父亲传给我的除了大山的沉默，便是大山的内涵。
我是壮汉的儿子。
到高校工作后，阴错阳差，我步入“李敖研究”的行列。那个在台湾岛上倔犟地与黑暗抗争了一辈子的老头儿，竟然使我倾注了数年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就像当年父亲供我读书、成家一样，没有考虑过收获，没有考虑过报答，冥冥之中，我像在完成上苍交付的一项使命，我的血肉，我的生命，我的薪水，似乎都是为了那个使命而来，为了它，我不惜代价。
李敖说过，来年之后，他会归骨于昆仑之西，那是大陆的动脉，大陆的根，虽然它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觉得他的话为我们的时代敲响了警钟，在人文价值失落的今天，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午夜长考。
当然，李敖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点！他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的人格、那为理想主义而战的信念、为人类忧患而呐喊的精神、“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勇，对我们每一位步入２１世纪的中国人都具有施教意义。
就像父亲无怨无悔地培养他的儿子一样，我把挖掘李敖的价值当做了一项神圣的使命。一晃五年过去了，我的思考渐渐化作了摆在桌子上的这部书稿。
《李敖这个人》在三年前就已具雏形，后又三易其稿，方成眼前模样。尽管如此，限于资料原因，许多地方依然未能满意，如今惴惴不安地献给读者，一方面意在交流，更重要的是接受读者的指导。
在本书付梓时，我要深深地感谢那些曾经给本书以支持和指导的老师和朋友们。如在百忙中审阅本书并提出中肯意见的贾允河博士，赴香港讲学依然不忘为笔者寻找资料的曾祥芹教授，为笔者访问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资料室而提供种种方便的徐雁博士，为本书的完成给予过极大支持和关怀的沈卫威博士，为本书热情推荐出版单位的林贤治先生，大力支持笔者开设“李敖研究”课程的翟传增先生，还有郝剑平、陈献军弟在经济上的援助，陈志明君在校稿上的协助、王萍君在帮助购置资料上的辛苦……没有这些见面和未见过面的老师、朋友的帮助，本书的完成定会更加困难。
此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翻阅了大量他人的有关著述和文章，受益匪浅，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恕不一一列出。
学术性评传的写作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而我并未受过此方面的系统训练，大多靠的是对先贤著作的学习和感悟，因此，书中荒腔走板的地方，还望读到本书的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陈才生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于殷都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