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有期期查禁，根本无法吊销杂志执照。
李敖想到了街头那些流动不居的摊贩，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真要做一名文化界里的摊贩了。
此时，李敖在情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胡因梦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后，先是由林清玄、陈彩鸾为自己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武慰先，之后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叫“汝清”的女子，是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于是在坐牢之前，他与“汝清”有了１６天的同居生活。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达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中的境界。并有诗为自己变化不定的性爱生活张目：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李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那许多人不敢苟同的奇特的爱情观。
与胡因梦离婚后，由于李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他写作的文章并不太多。在与“汝清”短暂的同居生活里，李敖编好了６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请好友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告之要每月一本，如同拆开锦囊一般。这样，虽然自己身处黑狱，可是锁链岂能阻挡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在他入狱后不久，《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顺利与读者见面。
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结识了狱中人员石柏苍，在石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李敖的新作出现在杂志中。如有新作，就通过隐秘的渠道把他在牢中写出的新稿送出来。这样，在后几期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竟期期有新文章出现。如《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０日，李敖第二次出狱。
出狱后的当天，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揭发土城看守所的黑幕，揭露国民党司法的黑暗，并且发表文章《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此证明，李敖是打不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此文发表不久，就有李敖的书通过黑市流入土城监狱，龟山监狱亦有犯人捎话给李敖，希望他为他们打抱不平。２月２７日，花莲看守所发生喧闹事件，由１７名犯人闹起，警察局派武警前往弹压，才告平定。３月８日，新竹少年监狱又发生暴动事件，１４７６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２４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后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李敖难辞其咎。“行政院长”孙运璇在院会里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亦对李敖“点名批判”。但一些议员出于选票及其他目的，却拿李敖所揭露的事实对官方不断提出质询，党外人士更不放过这一机会。李敖又成为一名焦点人物。
对李敖来讲，这仅仅是他“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的开始。
这一年的３月１６日，李敖在接受记者李宁的采访时说：
３２年来，我是台湾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很多人不屑做。但是我敢，我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我要在与官方不合作的大前提下，突破封锁的重围表达自己。
跟以前比起来，我现在的反击能力强了很多。他们第一次可以对我秘密审判，封锁舆论，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封锁得了吗？我觉得我比以前更进一步了，出来后几个小时我就给他们反击。①
三个月后，李宁再次访问李敖，李敖用“吐他一口痰”来表示对敌人的轻蔑，并发出战斗到底、一生无悔的宣言，他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在台湾就是要做到这点——我个人不受迷惑，也希望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激进与坐牢有关，“我遭受的压力越大，我就越激进。偏偏又碰到国民党最喜欢不断给人制造压力，这是他们的特色——交朋友很失败，造敌人很成功。而且还专门制造他们打不倒的、特大号的敌人。”②他在答问中表示，光阴不再，来日无多，所以他要更勤奋地工作、写作。当采访者问及“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李敖第二。”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９日，李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战斗性隐居”。他在《隐而不退的告白》中说：“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８日起，我计划到草山过‘隐而不退’的生活。我专一工作，独立战斗，不见朋友了。”
这里，他所说的“战斗性隐居”，就是对外界除了书信等书面交往外，其他一切都息交绝游。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敖自有解释：“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Ｉ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ｍａｄ，Ｉ ｇｅｔ ｅｖｅｎ！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他在《出师表感》一文中指出，我们只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明谏之切，竟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诸葛亮的隐痛，在于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诸葛亮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
面对自己的孤立，面对群众的不理解，李敖现在正有这种痛苦，加上他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担心“祸及友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沉静下来，完成“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产生“隐退”的雄心之念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在性格上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他在给邓维贞的信中亦言明苦衷：“前天自上午１１点起，到晚上１１点，友人前后１４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①他不愿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他说：“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