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分自在即少一分苦恼，知道过一天就少一天，多努力一小时即累积（储蓄）一小时收获，快乐一天就赚了一天。智者巧于排遣，工于进修。智者可随处得智增智。智者可师任何人（老农老圃），可交任何人。智者可神交。智者虽老，然仍学牧虎关高旺所唱“我一时起了少年的心”，而知老来少，而学少年狂。①
他从古今中外的圣贤身上找到了精神的依托和智慧的源泉，这便是达观、理性、兼爱，便是坚韧的意志和主动的排遣，便是对事物积极的感悟，便是悟真识幻，便是勤奋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在行为上崇尚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并且以传奇人物自诩。在他心目中，梅尔维尔、海明威、拜伦、邱吉尔，都是传奇人物的典型。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跳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顽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二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炼，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
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个没完。
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①
李敖所论的传奇人物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所列举的传奇人物的特色其实就是他曾有过的生活，他对传奇人物所悬的规格正是他自己已经做到的和正在做的，他为自己已有的行为感到满意，并在继续朝着这一规格靠拢。正因如此，在面临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时，他感到非常坦然。他认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给了我小的不方便而己。即使在外面，我也是不见人、不接电话、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婚丧喜庆、不去看什么艺术活动、不抽烟喝酒、不喜欢山珍海味，我只是家居的隐士而已。即使家居，也不看电视，也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严格说来，没有心爱的女人、没有热水浴，只是这两样大不同而已（但我和心爱的女人热水同浴，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只是一样大不同而已）。其他都不算大不同，只是小的不方便，大多是工作环境上的，如灯光不足、没有桌椅、文具与设备欠缺、参考书不够、日夜太嘈杂等等。除了这以外，这种生活与纪录，对我全是好处。”
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李敖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后来，他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由于李敖是一个特殊犯人，当局正担心他对其他牢犯的影响，故对李敖的申请求之不得，美其名曰“优待”，批准了他的要求。而在其他囚犯眼里，让李敖一个人独住实际上是在“虐待”他。
没有哪一个囚犯愿意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痛苦的。李敖在军法处１１号房和其他犯人合住不久，就开始享受“特殊待遇”，搬到８号房。在这里，他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他以一贯的豁达和幽默戏称这儿是“洞房”：“佛教里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
也许就是在此时的思考中，他想到了文天祥、想到了拿破仑，想到了谭嗣同，想到了贞德、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到了他们在狱中的生活。由迫害他们的人想到了为信仰而战的自己，想到了蒋氏集团，由蒋氏集团想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太后集团，想到他们是多么的相似，于是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在黑牢中，他对近代史上思想巨人们的心灵历程展开了思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小说《北京法源寺》的整体框架。尤其是谭嗣同在狱中对影与形的哲学思辨，正是李敖此时真切而独特的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在苦难的逆境中，李敖以非凡的勇气和意志顽强生活下去，他甚至不以坐牢为苦，在苦难中自得其乐，情怀依然是幽默、豁达而自持。
他真正做到了以达观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对待面前的逆境。在一个中秋节来临之际，他在笔记中写道：
又是一年的中秋了，对受难的人来说，不是“一年容易又中秋”，而是“一年不易又中秋”，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活过来了。可见，受难的人有受难的人的活法，这种活法，非身历其境的，不能体会它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对伟大的人说来，也不过是“苦其心志”的一种磨炼与过渡，一念之转，一切艰苦，也就统统可以心平气和，可以若无其事，可以不以为意，可以视为当然，也就不足道了——因为他有更高远的目标在使他贯注、全神的贯注，这种贯注，使人生中的艰苦，变得渺小而算不了什么。所以，伟大的人对黑狱、对陋巷、对人际的不幸，内心被干扰的，远比一般人少，甚至可用达者的心情，去苦中作乐，用勇者的心事，去观察、去记录、去“不虚此行”……所以，人生的艰苦对他说来，绝对得可偿失，绝对值回票价。①
他想起胡适青年时代写下的《沁园春》中的句子：“春去秋来，干卿何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胡适的这种不滥用情、超然高迈的境界，成为他战胜孤寂和痛苦的精神力量。
在狱中的冬季，严寒来临，为了御寒，李敖就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呀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连续两三个小时。结果是因走动而血脉通畅，抵御了寒冷，同时又锻炼了记忆和思维。李敖后来说：“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
在八号房漫长而平静的孤独中，李敖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忧患。他细致地思考上下古今的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条谚语都要花时间去重新审视，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他自己的一个结论。
日后李敖写文章文思泉涌、妙语如珠，正是因为他早就有了思考的结论，胸有成竹，方有万卷雄文。他在后来谈起这段难忘的牢狱生活时不无感慨地说：“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一个就是监狱。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李敖正是抱着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面对监狱生活的挑战的。他在文章中写道：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①
李敖正是以这样一种智者的超迈豪情面对眼前的苦难，以救世者的心情面对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以进实验室的心理走进黑暗的囚室，以达者的超然去面对好朋友的陷害出卖、情人的黯然离去，以坚定的意志和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度过了那常人难熬的牢狱岁月。也正因为他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思想，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观照愚妄的众生，所以，在五年八个月不见阳光的囚犯生涯中，他对世界有了全新的思考，并写下了《论“快乐律”》、《论传奇人物》、《对自然要自然》、《与阳光有约》、《用冰冷表现洁白》、《朋友的没落》等十多篇杂文。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感受细腻，意境悠远，是他对人生、对命运、对历史长期思考的结晶，显现出强烈的思辩色彩，是他宇宙观念的浓缩，亦是他精湛的艺术功力的展现。
复出文坛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李敖隐居专心写作期间，出版人沈登恩把目光瞄向了他。
沈登恩是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位年轻有为的出版家。他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译著风行的大潮中，大胆地出版了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像黄春明、鹿桥、陈映真、王祯和、陈若曦等作家的作品，它们的预约数都创下了台湾出版界的最新纪录，可以说出版一本畅销一本。远景版的中国作家作品成了最受欢迎的文学书籍，沈登恩也被称为是出版界的“小巨人”。在台湾出版界，是他第一个把呆板的单色调封面改成了彩色艺术封面，从此彩色封面成了台湾图书出版的主流。也是他第一个想到把当时只是停留在报纸上的金庸作品用书的形式出版，《金庸作品集》成为远景出版社的一个大手笔。之后，他凭着一位出版人的智慧，看到了李敖的价值。
沈登恩三顾李宅，与李磋商，希望重版李敖被查禁的旧作《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终于得到李敖的首肯。李敖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满口答应。立即秘密筹划出版工作，并请专人给李敖拍照、设计封面，请李敖在扉页题辞，于是，李敖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段让千万读者瞠目结舌的文字：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沈登恩又请李敖为该书写简介：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４１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不愧是一流的出版家和推销家，他不仅请李敖为三本书写了浓缩而奔放的简介，并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说动了报纸老板余信忠，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上大幅刊出李敖的长文《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派出两位记者采访李敖，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６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
李敖两年零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５０００本书在一日之内销罄，台湾出版界再起波澜。扉页的题辞在饱受牢狱之苦的李敖眼中，可能只是一种玩笑、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