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在扣了一大堆帽子以后，社论又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
《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很快被送至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左右为他朗读了这篇文章后，气得立刻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了其要害之处。
李敖曾经总结过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方法：一是立刻消灭法，一是积分消灭法。“立刻消灭法是立刻杀立刻抓；积分消灭法则是靠累积的分数够了，再杀再抓。累积的法子是东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这月一件，打分。最后一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积分够了，也就构成消灭的条件。而这最后一件就无异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①这篇捋虎须的文章就如同“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构成了“文星”书店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蒋介石要下手令封闭“文星”，自然会造成与老同志萧同兹的不快。为了防止这种不快，萧同兹事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萧同兹何许人也？
萧孟能之父萧同兹，１９３２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１８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４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其实，对于“文星”杂志，他不是赞成，而是管不了儿子。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凡能置身事外的，都置身事外。所以，有人责怪《文星》责怪到萧同兹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有他作靠山，使《文星》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倒是实情。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谢然之等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时，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下面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
１２月２８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命令《文星》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第１２月号发行。
一年后，当《文星》准备复刊时，又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第四组的通知：“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的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彻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李敖被迫离开了《文星》，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困扰。此时，梁实秋对他颇为关注，他劝李敖休息休息，放弃杂志上的攻击，改换走学术著述的道路。李敖深有同感，他觉得自己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上已达上限，已达毛姆小说所谓的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
Ｅｄｇｅ（剃刀的边缘），再走下去，已步履维艰。但即使走“学术专著的路”，又怎能与现实脱节！他在《文星》被停刊三天后给王尚勤的信中说：“不论是学术性的，普及性的，我的主旨都要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我最不喜欢逃避现实，最不喜欢‘置四海穷困而不言’！”①
此时，侯立朝从海外返台，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在该书中，侯氏武断地把李敖同国民党最憎恨的自由主义文人殷海光拉上了关系。他说：
……我们有根据地这样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
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５个咬牙切齿的金刚：
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
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
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
绰号“小疯狗”的李敖。
为了说明李敖与殷海光的主从关系，该书辟出３４页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与李敖的写作基线对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种者胡适》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则“根本不是李敖的创作”，大多是殷海光观点的重复。“打个比方：殷海光如果是个‘老八路’，李敖不过是个‘红领巾’的小鬼。”①
更为荒唐的是，侯立朝还在书中想当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来说明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个图表“文星集团政治文化运作整合系统图”中，把李敖列为这个反动组织先锋队的一号人物，并列出了李敖背后的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补给处、参谋团、资料处、理论研究处等机构，指出，“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①去。历史已证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绎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侯氏为什么会对文星如此野蛮地大打出手，据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日林正杰在《前进》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
显而易见，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国民党当局在背后的策划和组织。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征信新闻报》刊登徐复观的长文，其中在“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小标题下，历数李敖“罪状”，并杠上开花，说他“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这篇长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风云，从此开始降下帷幕。
《文星》的被封杀，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象征意义。回首过去，他忘不了那段与同仁们并肩作战牧野鹰扬的日子，《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样远在天边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响了新生代，这个大成绩是任何人也难以抹灭的。面对《文星》的暴毙，他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耶稣周围的胜利者们的狞笑，并不证明他们手中的法律就是对的，并不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扪心自问，《文星》为天启民智鼓动风潮，求仁得仁，历史自有公论。
他坚信：《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
他坚信！
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
在“文星”时期，由于主张“西化”的几名学者如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洪承完等人都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在台湾大学曾大力宣传、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潮流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并且猛烈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此，他便被反对西化的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想当然地指斥为西化派的总后台。
殷氏虽然并未介入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他反专制、反独裁的立场和揭露国民党官局黑
暗的文章却一步步惹恼了当局，加上他与爱因斯坦、罗素、费格、海耶克等世界第一流的大脑袋通信不断，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为狭隘的国民党所不容就在当然之中。尤其是李敖文笔犀利，咄咄逼人，颇与殷海光相近，在初出道时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殷海光的“化名”①，因此，从李敖身上往往能勾起官方的一系列接近联想。蒋介石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到‘反共复国基地’来后，完全变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无异是对殷海光进行全面迫害的一个信号。
到“文星”后期，随着官方对殷海光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把殷海光和“文星”绑在了一起。前已述及的侯立朝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中列有一表：①
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毫无根据的罗织，把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新老自由主义文人摆在了一张平台上。以至文德先生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替殷海光抱屈说：“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敖与殷海光——这位同样狷介的学界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已有述，李敖在大学阶段就与殷海光有过交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和李敖对殷海光认识的的转变而中断。
还是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的一天，李敖独自徜徉于文学院中，与殷海光不期而遇。两人虽然多年不见，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并没有把李敖忘掉，他主动叫住了李敖，问：“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李敖告诉了他。适逢姚从吾走过，殷海光指着李敖对姚从吾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殷海光与李敖谈得高兴，便约李敖到他家去谈谈。李敖把给胡适信的副本给他，并说定第二天去看他。于是有了后来李敖的这段记录：
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的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ｗａｒｍ
ｕｐ）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①
在这次谈话中，李敖谈了自己的两点意见：第一，雷震搞新党导致了《自由中国》的完结，故新党运动对传播新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此之外，对乡土台湾、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殷海光望着这位谈锋犀利、睿智频出的后生，深以为然。这位一向与人交谈需要“暖车”的怪杰，与李敖亦能“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自此两人的交往日渐增多。
在李敖的认识里，国民党逃台后，在检讨失败的原因方面，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进步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