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級紟矠。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１２个步兵师、２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級紡矠。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3）
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