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报不只是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
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的国防人民委员派了几个工作组去边境各军区检查坦克部队的情况。那么其他部队呢？６月１６日，根据检查结果向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机械化部队司令部发去了密电：
通过对基辅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以及红旗敖德萨军区的坦克部队的检查查明：
１．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因此训练目的不明确。
２．火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比火力准备计划的规定落后一两个月。
３．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制订得少而差。
４．摩托化部队当作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
５．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
６．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的阵地直接瞄准时操作炮火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
７．夜间作业当作例外进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队内进行。夜间行动的训练没有形成制度……瞾矎矔矠
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整整“数落了”１７条。但是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的训令中还是根本不谈与加强战备以反击德军必然的进攻有关的重大作战问题。他们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战争就不会爆发——弄迷糊了……
而在许多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在作战方面、技术装备方面、动员方面。还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去检查西部边境筑垒地域的准备工作。扎波罗热茨带了一个工作组沿着修筑了防御阵地的新边界线察看。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同时也送给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不令人宽慰：
在我国西部边界的筑垒地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已经建成的战斗工事（地堡）没有应有的装备……筑垒地域没有必要数量的常驻的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瞾矎矕矠。
斯大林将报告转给国防人民委员，要他严厉追究执行者营建筑垒地域体系动作缓慢的责任（这些地区，很遗憾，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起到它们预定应起的作用）。斯大林着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惯有的谨慎态度。
据朱可夫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使西部各军区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他惧怕“挑动”德国人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的地步。当然，斯大林力图不让希特勒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应当明白，德国未必会只是因为受了“挑动”才向苏联发动进攻，除非它的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条。然而，无论是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这样一来，军事战略上与确定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关的失误，由于斯大林顽固地不愿正视祖国已面临战争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在此同时，希特勒召开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会议过程中听取了将军们关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他们向他报告说，自５月２２日起德国的铁路部门实行快速运行计划，部队的集结工作将于６月１９日结束，部署在维斯瓦河以西的空军第一突击兵团将于２１日傍晚把基地从低空转移到靠近苏联边界的机场去。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元首对计划只提出了一个不大的改动：把进攻的开始时间从６月２２日的３时３０分改为３时。
斯大林在收到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没有下决心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适应战役战略部署计划。如果能及时地、果断地并尽可能秘密地实行必要的作战措施和动员措施，那么战争初期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行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有足够的理由争取推迟苏联参战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针不容许发生有可能被德国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情，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需要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过错（确实是过错！——本书作者注）在于，他没有看到、没有悟到应该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这种政策就变得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越这个界限（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备，进行动员，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看来应该把时间适当推迟，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６月份，但是可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完成。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德国已经准备好向我国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隐瞒是很困难的。惟恐西方会议论纷纷，说苏联有侵略意图——用不着担这个心。由于种种不取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坚定地再向前迈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瞾矎矖矠也许这样做总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谁说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军区进入战备的训令哪怕早几天发出就好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妨碍了一切。
很难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议论，但……如果这些议论在战争前夕就发表出来，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斯大林周围的军政人员中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相信华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过迟才说出的那一点点真理！朱可夫在谈到军人们在这个最严重的战略失算中应承担的那一份罪责（还不小呢！）时也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瞾矎矘矠请读者注意“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个词……
一个领导人的伟大、英明、成熟看来就在于，恰恰是领袖应该使周围的人相信自己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问题的领导作风，他实际上常常简单生硬地否定可供选择的建议和决定。斯大林在表达意志时刚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旨在迫使敌人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结合起来也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的刚强的理智在上述情况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防止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愿望似乎把其余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为为了达到目标，按“领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当我们试图根据对当时一些具体事实的分析来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时，我们看到，“领袖”之所以固执，是由于他过分自信，不能承认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非常自尊。这种往往“不受监督”的、近似于倔强的固执，最终又损害到产生固执的意志本身。结果固执在某个阶段似乎麻痹了意志，并且突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这种羁绊来束缚意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极其需要、极其重要的步骤。斯大林这个无疑是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前夕的最后几天，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样子。意志变成倔强，就听不进理智讲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话，这就是“盲目的倔强”，它同理智的论据发生了冲突。
对所有这一切，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不具备预见的才干，不能窥见一点未来，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线那边。他继续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现在，陶醉在符合心愿的想法中。他没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则，难道他不能预见到——例如预见到——在战争前夕镇压几万名高级军队指挥员的后果？当然，可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个人的考虑，然而不管怎样，这痛苦年代的悲剧总能证明“领袖”不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战争前夕军事政治形势时所犯的错误，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
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点，在一个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弱点，但是在像斯大林这样一级的领导人身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战争前夕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纠正”过来。我们习惯于说，这里再次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却很少分析为使这种作用得到承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分析一下付出这种代价是否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用一章来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领导各族人民的领袖是真伟大还是假伟大。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9）
在历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常常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对选拔“独奏者”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话。几乎所有的军事家、众多的政治家、大量的普通人在１９４１年春天都看到和感觉到，斯大林在分析事态发展情况时那样固执地看问题无法解释。但是谁也不能，确切些说，是谁也没有试图使“领袖”从盲目的固执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这里问题已经不仅在于没有利用良心发现的机会。有时这种机会利用起来极其困难，特别是当国家管理权只操纵在一个人手里，而通过特别重要的决定的时间却是以周计、后来是以昼夜计、最后是以小时计的时候……
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受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之托，于６月２１日凌晨２时４０分（离进攻开始还有一昼夜）发了一份密电：
速交。
送总参谋长基·阿
第一，６月２０日在奥古斯图夫方向德国飞机侵犯我国边境：１７时４１分有６架飞机……１７时４３分有９架飞机……１７时４５分有１０架飞机。根据边境部队的材料，飞机携带了炸弹。
第二，根据第３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沿着奥古斯图夫、谢伊纳路旁的边界，铁丝网白天还在，傍晚时被拆除。在这一地区的森林里，似乎可以听到地面发动机的轰鸣声。边防军加强了值勤……
Ｂ·克利莫夫斯基赫瞾矎矙矠
其他军区也送了这样的报告。克利莫夫斯基赫是１９４０年７月被任命为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的，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整整一年之后，即１９４１年７月，按斯大林的个人指示，他将同其他一批将军被枪决。当然，由逐渐掌握了这门业务的乌尔利希事先“办好手续”。斯大林的认识直到最后时刻都没能转变，没能相应地反映日益恶化的严酷现实。他仍然沉醉在他有“先见之明”和他的意志“万能”的幻觉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爆发前最后那些时刻发生的悲剧，需要再来看看斯大林的个人特点。关于他的许多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应该谈的是像谨慎这样的特点。当然，在通过一般决定时，斯大林是大胆而果断的。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小心到了极点。例如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就有所表现，当时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情况复杂和不明朗，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表现得非常差。这一点还可以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间的血腥事件上观察到。现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早在３０年代初就想打击所有反对他搞个人专权的潜在敌人，但他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甚至当基洛夫之死给他提供了镇压借口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就“充分”加以利用。不过，后来他不止一次公开地说：“铲除人民公敌的工作晚了四年。”斯大林善于耐心等待，一点一点地培养必要的品质、符合人际关系需要的精神状态，造成适当的气候。布哈林当初称斯大林为“伟大的配料工”，这不是偶然的。“领袖”善于缓慢地、逐渐地创造、“炮制”一种局势，使所有的人坚信他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到时候了！例如，１９３７年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就是他在镇压年代迈出的这样的一步。
但是，在跟希特勒的关系上，他的过分谨慎到头来适得其反。实际上，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赌博中，希特勒的智谋胜过了斯大林。斯大林谨慎从事，不只是由于他理解“为时过早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由于他心里根本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