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这五年里，苏联同日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如一些很厉害的摩擦，经常互致言辞激烈的照会，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较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参加条约的谈判和签字仪式时可能会想：政治真是难以逆料。苏联曾经多少次建议日本缔结这样的条约啊！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苏联军事实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武力同我们对话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好奇地读着条约俄文本上两位日方全权代表的签字：
日本外相，位列三位，一级瑞宝勋章获得者，松冈洋右。
日本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陆军中将，位列三位，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鸷勋章获得者，建川美次。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却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国家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才能够在某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人类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简单道理和必然性啊！
条约签订后，双方代表团像以往一样合影留念。然后，斯大林单独和松冈一起半拥抱着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因为“这是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重要步骤”。松冈也是喜气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如此亲热地在一起！这位瑞宝勋章获得者在签署条约以后认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大东亚地区”放开手脚去干了。松冈是根据早在１９２７年由田中义一呈报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则行事的。奏折把分阶段占领“大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目标。斯大林是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计划的。但他在此时此刻也别无选择，因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头疼。为了削弱日本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和松冈拥抱一下也是可以的。
晚上，松冈乘夜车启程回国。差几分钟就要开车的时候，斯大林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亲自来到车站同松冈道别。这一举动使日本外相十分吃惊。苏联领导者同日本人一一握手，并再次表示将重视已签署的条约以及同时通过的关于彼此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斯大林还抽空向为松冈送行的德国外交官员客套了几句。斯大林知道国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只要有利于遏制战争势力，无论同什么人交谈、会面或者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
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但斯大林看出，战争的阴云正在密集。他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不愿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于这两种假设，他总是反复地说：“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不要理会他人的挑拨！”柏林方面终于摸透了斯大林要赢得时间的方针，开始变得更加猖狂了。例如从１９４１年初开始，先后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连续不断地侵犯苏联边界，愈来愈深入苏联领空。即使飞行员遭到迫降，也总是很快就连人带飞机交给德方。有一回，那是在开战前不久，我国边防军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边界的德国侦察机，两名法西斯飞行员也一同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了肇事者，还往柏林发去一封电报：“斯科尔尼亚科夫：请立即拜会戈林，并就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瞾矊矚矠
由于没有希特勒的帮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尔干站住脚，于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军队要完全服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指挥为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希特勒军队着手集结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于４月５日缔结。斯大林想以此告诫柏林最好不要把战争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号”：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德国军队便进犯南斯拉夫。元首对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根本不理会，就像不理会斯大林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那样——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把巴尔干半岛东部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它不能不关心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
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１９４０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
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
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胳膊：
“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
“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
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希特勒签署了２１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入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瞾矊矝矠。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
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瞾矊矞矠
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想上的联系”。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