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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达到了普遍的高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全社会在领袖至上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严重的错误和失败却十分之多。工业中存在许多缺点，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这都需要作出解释。对斯大林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暗害和破坏活动”。顺从的执行者们准确地捕捉到“领袖”所指出的阶级敌人的线索，然后在每日的汇报中报告情况。请看摘自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汇报中的一小段：
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
在乌拉尔的塔博雷村，五人因破坏集体农庄被判枪决（其中有塔博雷区执委会主席А·Л·莫特列夫、区地政处主席Н·Л·梅沙夫金）。
明斯克。五人因故意弄脏面粉被枪决（其中有采办处主任Р·Л·丘德诺夫斯基、粮食采购站主任В·М·列夫琴科、大粮仓经理В·Н·卡普兰斯基）。
萨拉托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集团把大量石油倒进伏尔加河。九人被判处枪决，其中有：石油工业总局萨拉托夫办事处主任М·Н·波拉特金、裂化厂厂长В·Ф·波格丹诺夫、萨拉托夫大学教授Н·А·奥尔洛夫。
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系统，有人受盖世太保特务指使经常制造使工人致残的破坏事故。十人被判处枪决……紓紥矠
类似的事情列了一大串。汇报的末尾，在“В·乌尔里希”的签名前面，有简短的附注：“所有判决均已执行。”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汇报的角上，常常写着字迹潦草的几个字：“已报告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
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和６月、１９３８年３月举行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案之后，这种大规模的悲剧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已经是司空见惯。斯大林相信，现在人人都清楚谁在阻碍更迅速的前进，谁在“出卖”祖国，谁在准备“暗杀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谁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莫斯科的几次政治审判案，成了在全国施行暴力、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某种导火线。这种恐怖活动的对象，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潜在的敌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纯属偶然碰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发生了火灾、爆炸、倒塌和其他各种事故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１９３７年末，一些地方的镇压规模看来失去了控制。在许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政府机关，告密成了求生存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得到他周围一班人赞同的第一批重大政治审判案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2）
“领袖”在批准杀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那样冷若冰霜和残酷无情，简直令人吃惊。给他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有时是个别人，有时是一批人，有时是很长的名单。在斯大林的档案中只发现了一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领袖”发了善心的文件。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８日被判处剥夺自由十年的Ａ·Ｃ·库克林的妻子向检察长提出请求。库克林现被关在布特尔监狱。经今年１月７日医生确诊，库克林患食道癌。病情严重，无可挽救。
请予指示。
安·维辛斯基
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２日
下面记载了决定：“斯大林同志指示乌尔里希同志提前予以释放。安·维辛斯基”紓紦矠
也许１９３６年斯大林还’没有成熟”？我不这样认为——当事情关系到斯大林十分了解的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手发软，思想发生波动。他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江；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泰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领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Ｃ·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同他有过友谊关系的肃反工作员雅·阿格拉诺夫；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被“领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基斯……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他翻阅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长长的名单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了解这些人。关于其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点什么，想起点什么，讲点看法。不止一次到他办公室来过的州委书记有：约·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罗金、波·舍博尔达也夫、爱·普拉姆奈克、Я·索伊费尔、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别·卡尔梅柯夫、К·哈夫金……不仅他很了解而且各个共和国也了解的党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苏·埃芬季也夫、М·库利也夫、М·纳里马诺夫、Г·苏丹诺夫、М·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汉姜、С·努尔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费·霍贾也夫……一批学者，其中许多人同他还有过个人接触：尤·斯捷克洛夫、В·索林、М·福尔希克、伊·卢波尔、阿·加斯捷夫、尼·瓦维洛夫、格·纳德松、亚·斯韦钦……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单中也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鲍·皮利尼亚克、布·亚申斯基、奥·曼德尔施塔姆、阿·韦肖雷、尼·克柳耶夫、亚·亚申斯基、叶·恰连茨、Ю·陶宾、吉·塔比泽、萨·谢伊福林……当他看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名单时，他好像听到了正在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中的喧哗声，看到了库恩·贝拉、帕·拉品斯基、Ф·塔博尔、阿·瓦尔斯基、Я·安维尔特、扬·伦茨曼尼斯、О·里亚斯塔斯、Ф·博什科维奇、Ф·舒利特克、Р·希塔罗夫等人的面孔。而极长的军人名单——所有这些姓名都是多么熟悉啊！成千上万的姓名……成千上万的生灵，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们都颂扬过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任何决定。其中许多人还来得及给他斯大林写了最后的信，他也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了。这个具有钢铁姓名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他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随口说一声“同意”，那就全都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此后不久，就由维辛斯基、乌尔里希同叶若夫一起直接操纵惩罚机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不过他从童年起就有一副坚强的神经。
有材料说，斯大林曾在审判前夕几次会见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同这两位“司法祭司”谈话的痕迹，不过可以设想，这种谈话带有下指示的性质。集团军军事法官乌尔里希不知什么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讲话简练，他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大量送给斯大斯的关于血腥收获的报告严谨扼要。“领袖”对这些报告的反应如何，现在只能猜测。在一些报告上有“Н．СТ．”的署名，在另一些报告上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花字母。这些人就好像在登记成千上万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名单。但死亡失踪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报告涌来的起初像潮水，后来简直像狂涛巨浪，任何人看了都会神经错乱，彻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镇压最猖獗的时候，斯大林也照样去戏院，看夜间电影，接待人民委员，审订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举行午夜宴会，口授复信稿，就《真理报》或《布尔什维克》杂志某篇文章发表意见。即使假定斯大林无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动所屠杀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那也只能使人们对他的绝对的麻木不仁和残酷无情感到万分惊讶。
乌尔里希很符合斯大林关于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这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在签署几十份、几百份死刑判决书时，能够绝对保持沉着和镇静。这是斩首机上的一个活部件。
维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检察长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看来给“领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出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像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
我国人民的要求只有一点：处死这些该死的败类！
时光将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上将长满杂草和野蓬，他们将永远受到诚实的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的鄙视。
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純紛矠
“领袖和导师”喜欢忠诚。随后维辛斯基当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外交部长，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斯大林特别重视的其他奖章。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以其特别冗长的、毫不妥协的演说而载入外交史册。是的，那是“冷战”时期，然而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和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位外交家院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他在这里不能像在政治审判案中那样信口开河，说什么“发臭的尸体”、“卑鄙的蟊贼”、“该死的败类”。但是，人们也都记着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骂人话：“放荡的先生”、“下流的诽谤者”、“疯子”……他和从前一样恬不知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维辛斯基发言２０次，在第五次大会上发言２６次，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２２次。据外国的外交官证明，检察官的能言善辩只是引起听众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反感”。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维辛斯基对委托他的演出的政治闹剧的意义，了解得不比审判案总导演差。在１９３８年３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审判中，公开愚弄舆论达到了顶点。罪名还是老一套：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间谍和破坏活动，准备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肢解国家，图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
为了保证政治审判演出成功，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例如，布哈林审判案准备了一年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摧毁被告人的意志。侦查员们拥有广泛的暴力手段来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这样的口供当作主要的罪证是违背基本准则的。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后就进行侮辱性的“排练”。真的是排练！他们逼迫已经屈服的人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们”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是的，有时也出现暂时的“故障”。
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法庭书记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中说，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于１９２１年同德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背叛性联系”，同塞克特将军和哈克将军约定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德方每年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提供２５万马克。当法庭庭长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克列斯廷斯基不顾原来的供词开始全部加以否认。审判厅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