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紒紟矠
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紒紡矠。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紒紣矠
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
——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
——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
——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
——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紒紥矠。
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
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３６人）紒紦矠。
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
“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
２月２６日晚和２月２７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
“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
“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
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
“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
“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
“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
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
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
“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
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
“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