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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最初几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劳动人民的有时是十分紧张的气息，而且登载了关于来自国境线外的严重威胁的警告。米·科利佐夫发自西班牙的连续报道，法西斯分子击沉苏联“共青团”号轮船的详细经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工农红军一批指挥官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极端困难的特殊任务”的决议。谁都知道，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们。
这里还有扬·鲁祖塔克（他后来只活了一年多一点）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帮，通过暗害活动搞乱我们的经济，他们想借用这些人的手杀害我们的优秀人物，杀害我国的大脑和心脏——斯大林同志……”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扩大苏联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在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于１９３７年出版的《论苏联宪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③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了种种“特点”，他把第五个特点叫作“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他报告到这个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处决了自己原来的同志和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某些资料证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民主”原则，曾向这两位原来党的领袖说：
“我们的信念不允许使老党员流血，不管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我们党的领导人既不会忘记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在审判中你们应当帮助国家和党，审判所针对的不是你们，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④
斯大林很善于随风转舵。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签署逮捕和枪决名单、批准惨无人道的判决方案的是“一个”斯大林，而“另一个”斯大林却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好像砍人头似的，斩钉截铁地说，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⑤然而这个人真的是想“保障”这些权利吗？起草宪法的那些人了解这一点吗？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布哈林、加马尔尼克、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埃德曼、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活动家。他们在制定那部口头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民权制度的国家基本法时还不知道，与宣布的权利和保障相反，他们很快就将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在由“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们。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从而践踏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压制的那一点点脆弱的民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已开始“推敲”为正在准备的“托洛茨基阴谋分子”案第二次公开审判起草的长达数小时的起诉词，也就是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８日激昂慷慨地发表的那篇起诉词。
千千万万的苏联人都为连续不断地向着国家经济和国防的强盛“持久跃进”而真诚地感到自豪，他们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们想也不会想到，新的一年将是血腥的一年。谁能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２０周年，将成为苏联人民悲剧的震中，将成为社会无耻的顶峰。但是，“领袖”的无法解释的构想，“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可耻的罪恶实质，似乎正是服从于这一点的。
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2）
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人几乎过了２０年才了解了这场悲剧，并且远不是完全了解。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对“法西斯败类”、“间谍”、“恐怖分子”表示愤怒、痛恨和谴责。就连亚·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波·巴甫连科、尼·吉洪诺夫、布·亚申斯基、列·尼库林这样一些人，也在《间谍和凶手》一文⑥中诅咒那些被迫在无耻和罪恶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这次演出的总导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我就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⑦。请看，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个别的事故、火灾和惨祸（确实发生过）当然都像是“暗害活动”。难道他斯大林不是说过，暗藏的原反对派分子、参加过其他政党的人都在伺机而动吗？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强烈……这就是把斗争的弦绷紧到极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快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题为《斯大林运河》的书。３６名苏联作家在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领导下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敌”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试验大唱赞歌。他们写道，这是“把无产阶级……苏联公众原来的敌人……大批地变成工人阶级熟练的同事、甚至变成国家必要劳动献身者的一种非常成功的试验”。而且还写了这样的话：“……加工这种原料要比加工木料、石料、金属困难得多。”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那些“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友”的“原来的暗害分子”——工程师、教授、教师和几千名其他脑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富农、小偷和惯犯）。许多人有罪只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斯大林不同，而斯大林，作者们写道，具有“组织得很好的意志，大理论家的洞察力，天才当家人的勇气，真正革命家的直觉，他对人的复杂的品质洞察秋毫，能在培养这些复杂品质中的优良品质的同时无情地反对那些妨碍前者发展到极高度的品质……”⑧但妨碍斯大林的不仅仅是某种品质。而且是人。是许多人。多得可怕。
所有这些“余孽”在妨碍他（潜在地）最终扮演成功惟一的、独占的、人人（正是人人）喜爱的领袖的角色。难道他忘记了布哈林、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许多人曾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吗？不，当然没有忘记。但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为了“崇高的目的”，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编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话：“有一条圣训——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没有任何圣训说要宽恕我们从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对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宽恕前者，也不宽恕后者。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1）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情。罗马皇帝、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５４—６８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
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⑨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１９３７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
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
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１５６３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２７８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５８条第８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
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１９３４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紒紛矠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
“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继续说，“重新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但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务局局长来找我，建议我从明天起留在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随时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过、对某些事情有过怀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敌。幸运的机会奇迹般地救了我：就在这时贝利亚被捕了……”“人民公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