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史密斯》会像《大街》和《巴比特》一样，真正成为堪称“伟大”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吗？
合上书时，人们会感到，如果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最终的目标，这本小说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刘易斯先生在精神上发动了进攻，但他没有前进，至多只是向他主题上某个凸现的堡垒发起了猛攻，为他的前锋铺平了道路。许多反对他结论的有效的批评都是从制高点发出的，如果他在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里没有选取一个主人公医生来作对比，那些批评就绝对不会是它们现在的样子。粗犷热诚的利尼科特医生开车奔驰在肮脏的大道上，后座上放着装有医疗器械的箱子，他一次又一次被认为是对格弗草原和泽尼斯的那些不满的唯美主义者最好的反驳。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阿罗史密斯》是对过于信任他的人的反击。和福楼拜一样，刘易斯先生也出生于行医世家，他是内科医生的后代，因此写的小说都和医生有关，且对美国现行的行医制度不留情面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相信希波克拉底誓言里有“神性”，相信有市场就有供给，由此期望医生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在此得到提醒，即他们的信仰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两位男人，一个是缺少社会经验的德国老细菌学家，一位是他的美国弟子，科学真理对两人而言就是宗教，他们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战斗。刘易斯先生以此为主题，向我们描绘了因理想的幻灭而令人不安的图画。我们以飞速走向失败的速度穿越艺术的长廊，长廊里到处都是这些好医生的肖像，然而他们是好人并不因为他们是医生。至于其他人，时而以诽谤作武器的卑鄙竞争，经验法则以及对以此过时的方法作研究的厌烦。在真正的科学发现未得到证实并采取保护措施之前就急于将其用于商业的欲望，渴求飞黄腾达以及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瓦釜雷鸣，黄钟毁弃，这些构成了刘易斯先生充满了火药味的图画里的阴影区。在这个充满了恶意、不公和喧嚣的大旋涡里，出于很偶然的机会，在破碎的试管和曲颈瓶的废墟上，一束紫罗兰害羞地探出她的脑袋，所有小说中最可爱的人物——无与伦比的荔娥拉诞生了。即使刘易斯先生别的什么也没做，他也已差不多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婚姻之爱的伟大故事。马丁·史密斯第一次邂逅荔娥拉是在泽尼斯总医院，巴比特的故乡。
马丁出自寒微，他衣衫褴褛，个子细长，词汇量有限，但就像撒哈拉沙漠渴望水一样渴求知识。14岁时，他凭着“一副厚脸皮和一股子拧劲儿”，成了艾尔克·弥尔思城负责出生和死亡登记的老酒鬼道客·维克松不拿薪水的助手。18岁时，他成了伟挪梅州立大学12000名在校学生中的一员。在伟挪梅，由开业或即将开业行医的医生组成的学会在不祥阴影的笼罩下开张了。那里有罗伯肖医生，他总是“尖着嗓子告诉别人有关未婚姑娘的琐碎实验”；有奥列佛·思达特医生，“他一遍一遍地重复许多有关左脚小趾的知识，结果几乎没人爱听”；有利落得·戴维森，“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店主。从他那儿你可以学会如何给病人开出合适的药，尤其在你不知道他出了什么毛病的时候”；还有罗思客·捷科医生，他是个“小贩子，本可以在石油股票上有一番作为的。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相信人体内有扁桃体是为了向专家们提供闭合式发动机”。马丁的同学也并不因为年轻、富于热忱而令人感到有趣。“不论他们想些什么，他们都得去背下一连串的名字，以便连滚带爬地通过考试，成为一个每小时能挣上5美元的受过教育的人”。
从此时起，荔娥拉就不仅在故事中处于主宰地位，她成了故事的灵魂。
当她无谓地惨死时，它就结束了。剩下的很短的部分只是个枯燥的反高潮，在社会野心及金钱的驱使下也堕落的那些人成了他们本人的讽刺漫画。她是其丈夫可爱而无畏的批评者。
“你不是个会吹捧的人，”她告诉他：“你是个谎言的追求者，你应该呆在实验室里，去发现事物，而不是为它们做广告！你以后还要这样，笨手笨脚地撞进体面，然后又被人挖出来吗 ？”
如果说在这部杰出的小说中荔娥拉自始至终都栩栩如生，马科斯·帝爱，那位德国的老科学家便像复仇的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他的声音时时像《圣经》中先知的呐喊一样升入天空。他是科学良心的化身，和他近乎狂热的忠诚相比，那此乐于接受骗人秘方的家伙，没等实验室研究出来的处方完全成熟，就急于将其投放市场以期获利的家伙都是些巫医，都是些画符念咒的人。
如前所述，从思想性来看，《阿罗史密斯》表明刘易斯先生还是原地踏步，这是说他仍然呆在那唯一的，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全部潜力都丝毫未受到损害。宗教的信念仍然是如此人道的行动的基础，但它没有被提及，如果说被提及，它也只是以一个象小丑一样的狂热的清教徒的形式出现的。
它是为异教世界而写的一部异教小说。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阿罗史密斯》有了长足的进步。小说里崇高的幸福的章节随处可见。以前通过对话塑造人物性格的技巧从来没失败过，巴比特要么是一个属名，要么他什么也不是。
（亨利·龙甘·斯图亚特，19255年3月8日）
告别时髦女郎——《了不起的盖茨比》
佛·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着
侪身于战后出现的大批引人注目的新作家的行列，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最为层出不穷，也最为引人入胜。自从他在《此岸天堂》中成为时髦女郎哲学家以来，他就按一定的规律不断地推出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和剧本。
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爵士时代。现在他已经告别那些时髦女郎——也许是因为她们已经长大了——而开始写那些已婚的姐妹们了。然而婚姻并没有改变她们的世界，只不过改变了她们的活动场所而已。
用伯顿·洛斯卡的话说，就是，菲茨杰拉德的受了伤的浪漫情怀仍在寻找天堂的那一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正是这一荒谬的追求的最后阶段的幻象。因为菲茨杰拉德的那些时髦女郎们毫无疑问在走向中年。
在所有严重干旱的地区，大自然都会赋予一片绿洲。所以当法律严密地封锁了大西洋的海岸线时，大自然就在长岛提供了一个出口，或者说是一个入口。作为独具天然魅力的一方土地，它成为娱乐庆典活动的中心地而吸引了众多的青睐，它变得豪华而奢侈。它代表了美国社会图景的极为怪诞的一面，那就是幽默、讽刺、戏谑、哀凄和孤独。一种新的幽默——一种地道的美国货——从这些互不协调之物的怪诞的融合中慢慢地衍生出来。那不是标志着唐·马奎斯、罗伯特·本奇利和林思·拉德纳的作品的情感，而是一种《赞美诗》和唐纳德·道格拉斯的《宗教法庭庭长》的精神，是一种为我们的商业化的生活所牢牢围困的精神冲突，既喧闹又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便赋予菲茨杰拉德的这部新作以怪诞的魔力和朴实无华的悲怆情感——作者通过简约的文风使其得以实现。
杰伊·盖茨比的故事是通过尼克·卡洛威之口来讲述的。尼克是美国中西部的退伍军团中的一员。这些退伍军人怀着在中西部燃起的热望来到纽约这座骚动而冷漠的城市追寻其梦想。尼克发现了长岛这块令人神往却又充满了危险的游乐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手法使人联想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你会想起，那个神秘的故事对于严重威胁着那两个孩子的邪恶力量究竟是什么，一直未作明确地说明，而仅仅给出一些笼统的暗示。
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中对盖茨比的财富，所经营的生意，甚至连他和黑社会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描绘，都始终是一种含糊其辞的概括。他有钱有势，知道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没有朋友，只有生意上的伙伴和周末聚会上蜂拥而至的人群。我们清楚地了解他的坚定不移的爱情——对戴茜·巴克南的爱情——和他重圆旧梦的种种努力。这种无视现实而始终满怀希望的理想主义情怀，就象征着盖茨比。和《螺丝在拧紧》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长长的短篇小说。
尼克·卡洛威在纽黑文结识汤姆·巴克南。巴克南的妻子是尼克的远房表姐。当尼克来到东区时，他们邀请他去家中作客。当时战后效应正处于最强烈的时期，人人都骚动不安，人人都在寻找战争年代的兴奋剂的替代品。
巴克南有了另外一个女人。戴茜受到冷落，心情烦闷，情绪沮丧。盖茨比，他的聚会及其来路不明的财富成为当时人们闲话的谈资。在巴克南家里，尼克遇到乔丹·贝克，通过尼克和乔丹两人，戴茜得以重见盖茨比。在与巴克南结婚以前，戴茜曾与盖茨比定婚。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人们均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本书的弦外之音——这是一部有极强的画外音的作品——表明灵魂的堕落才是更具悲剧性的。通过敏锐的内心洞察，菲茨杰拉德揭示了这些人的卑贱的灵魂、冷漠的内心和沦丧的道德。他无法憎恨他们，因为他们虽冷酷自私然而非常愚昧，只能引起人们的怜悯。时髦女郎哲学家放弃了辛辣的笔法而变得严肃了。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讲述了一个神奇而引人人胜的故事。这是菲茨杰拉德先生迄今为止对生活的揭示最为深刻的一部作品。他的作品很出色——他一向如此——因为他的风格自然，其形式也日臻完美。
（埃德文·克拉克，1925年4月19日）
完美的女主人——《黛洛维夫人》，维吉尼亚·伍尔芙着
这是克拉瑞莎·黛洛维生活中的一天，伦敦的6月的一个日子，被大笨钟的钟声精确地一段段划分好了，没有人情，没有感觉，以时髦高档的聚会而告终。这就是伍尔芙小姐新作的全部故事。不过，她努力将黛洛维夫人的个性及现代文明释义的全部变换都一网打尽地写到这24小时的叙述中去。黛洛维夫人在她自己家中是个“完美的女主人”，甚至对她的仆人、女儿、丈夫以及很久以前被她拒绝但却无法将她忘怀的求婚者也是如此。黛洛维夫人享受的几乎是十全十美的生活，但她身上仍有忿恨恼怒之处，她缺乏一些精神上的魅力，或者倒不如说是缺乏些正面的令人憎恶性。
在伍尔芙小姐的同代人中，有许多人已将只会扩大语言资源及叙述用途的习语，运用到了小说的传统形式及写作的成形模式中。然而，维吉尼亚·伍尔芙在她细密复杂却又清晰明了的构思艺术方面却是独一无二的。克拉瑞莎的这一天，她所给出的及接收到的印象，那些源于遥远边缘但却被设计到几乎要感动不易受影响的克拉瑞莎程度的事件等等，都在一个明确的矩阵里捕捉住了某时期思想及情感的转变以及某个阶层的观念。此外，这些看来几乎都能显示出某一整体文明的力量与弱点。
并不仅仅简单是克拉瑞莎在举办，其实她也的确举办了，那些个成功、有地位及显赫人士参加的社交聚会，他们前来这些聚会，向她身为议员的丈夫的政治威望致以沉默的敬意，也是对克拉瑞莎她自己个人魄力的公开致敬。所确切可靠描绘出的也不仅仅只是克拉瑞莎的势利与排外、她对丑的厌恶与过度表示或她对自己衣着棉布或羊毛织物的挑剔讲究。克拉瑞莎那一大周围环境的整体发展，从某个“大人物”坐在一辆关严了的轿车里离去到她忽视她晚会上的一个无名之辈，都使它们之间的相互影象栩栩如生。
克拉瑞莎极有可能是汉弗莱·沃德夫人喜欢的那种上流社会中的人物。
她就像那些早期肖像画一样无动于衷地爱慕虚荣。不过，克拉瑞莎却被塑造得如此光彩夺目，被标注得如此彻底，且被记载得如此详尽，因而她这种类型的人，用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可以称作是被“不容破坏且一次性”定好位了。
（约翰·克劳福，1925年5月10日）
它让我想起了——《盖尔芒持之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着
一位法国批评家，雅克·布朗热曾经把马赛尔·普鲁斯特描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人，说他就如同整日呆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毫不厌倦地注视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而普鲁斯特思想的列车倒退着去追逐已失去的昨日风景观感，更加证明了《追忆逝水年华》不过是一系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