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富于情感的盖尔特人，一个自我中心的天才，他最大的乐趣和消遣便是自我剖析，一生最重要的事便是在笔记本上像照相一样准确、像鲍斯威尔一样忠实地记下遇到的事、听见的话。更重要的是，他决心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这一切，不是像以往那样平铺直叙地叙述，按部就班地安排思想、事实、事件、语言文字是受过教育并有一定修养的人都能看明白的，而是对古典的散文和流行的俗语进行戏拟，对圣经文学故意曲解、语言上采用有节奏的散文，并故意不连贯，所用的象征玄妙莫测、隐密难辨，只有在这方面受过启蒙或是知识极为广博的人才能理解了。简而言之，乔伊斯先生是通过用一切英语语言，或者说是用魔术师才能想出来的骗术和幻象来讲述。
在对《尤利西斯》作一简要分析，并对它的建构和内容作出评论之前，我想对它作一番鉴定。《尤利西斯》是20世纪文学中小说的最大贡献，它必定会使作者不朽，正如《巨人传》使拉伯雷、《卡拉玛佐夫兄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万古流芳一样。当今用英语写作的人很可能没有人比得上乔伊斯先生，甚至即使有人想与他竞争，也缺少这个能力。伴随着这个声明，我们立即补充说，即使当整个世界的人都达成协议：一般的人——不论有无教养，不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信仰者还是异端——都一致同意不用的下流、粗俗、恶毒、堕落的词及短语时乔伊斯先生仍然觉得都可以用。他的回答是：“我的种族，我的国家，我的生活造就了我——我必须表达出我的本来面目。”
乔伊斯先生的每一个思想，他所经历的一切，遇到的所有人，甚至可以说在神圣的或是渎神的文学中读到的全部东西都可以在《尤利西斯》的含混与坦率中找到。这并非不可能。如果个性便是人们全部经历、思想感情、顾忌和释然、获得与继承等等的总和，那么可以说《尤利西斯》比现有的任何一本书都更完美地揭示了一个人的个性。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的《日记》、彼什科尔泽夫的《箴言》以及卡斯诺娃的《回忆录》和它相比，只是超一流之下的一流读物。
乔伊斯先生是作家在疯人院以外碰到的让自己笔触随意流泻，忠实地再现零乱的或是有目的的思想的第一人。他的文学创作似乎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大多数作家——几乎是全部，都将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思想录于纸上。乔伊斯则将自己无意识的思想写下来而不让它受制于有意的思想，即使是也只是为了受到赞同和鼓励、甚至是表扬。他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无意识代表的是真实的、处于本性中的人，而意识代表的则是制造出来的墨守陈规、精于世故的人，是格伦迪太太的奴隶、教堂谄媚者、社会和国家驯服的木偶。当一位语言大师锐身自任，像乔伊斯先生刻画利奥波尔德·布卢姆一样，去揭示某个道德上的魔鬼，性反常和性倒错者，背叛种族和宗教的人，以及没有文化背景、没有自尊、不能从经验中学习、从前车之辙中获得借鉴的人的无意识世界，同时忠实地再现他的思想，不论其是否有目的或是漫无目标或是偏执于某一事物时，这位大师无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无意识的可怕的内容对99％的人都是无法接受的，知道这些恶心的产物被抛到那些人眼前时他们是如何的愤怒。但这和我关注的问题无关，也就是说，我只关心作品写得好不好，是不是件艺术品，对这个问题只有唯一肯定的答案。
乔伊斯先生对有组织的宗教、传统的道德以及文学风格与形式没多少尊敬。他的字典里没有“服从”这个概念，不论对上帝还是对人，他都不屈服。
这样的人格通过第一手资料不加任何掩饰地揭示出来，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因此我们从通往这类人格的大道穿过了疯人院，因为只有在那里乔伊斯先生的人格才得以毫无保留地显现。为了防止有人把我的话当成攻击乔伊斯先生精神不正常的遁词，我必须立即声明：他是我所知道的精神最正常的天才之一。
最后，我斗胆作一预言：100个人中没有10个人能读完《尤利西斯》，在能读完的10个人中，又有5个人是将它当作艺术上的力作来读的。除了作者之外，我很可能是唯一将这部作品从头到尾谈过两遍的人。我从它学到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知识比我在精神病研究所呆10年学到的还要多。《尤利西斯》当然还有其它的有益的解读方式，但绝不会太多。
斯蒂汾·代达勒斯像帕里斯一样的平静（如果这位现代的弥诺斯有机会去洗这种致命的温水浴的话），他会对此后10年内称颂《尤利西斯》的研究置若罔闻。但他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当然超过马拉美——一样，肯定要受到称颂。
（约·科林斯，1922年5月28日）
无望的旁遮普——《印度之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着
有些小说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获得了公众的仰慕，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身边早已聚集了不少群信徒（其中有罗奥纳多·伍尔夫、哈米什·迈尔斯和丽贝卡·韦斯特），这群人如此不懈地赞扬他的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热情，这么做一定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读一遍《印度之行》，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福斯特无疑是当代英国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印度之行》则是当代最伤感、最尖锐、方案最优美同时又颇具讽刺意味的小说之一。既然己说了这么多，我就情不自禁要再说下去，因为福斯特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在某些方面，它就像鱼子酱，不过倒不是因为人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口味去喜欢它。很难想象有哪一种口味的人在读过《印度之行》后不感到满意，当然那些是退休后居住在唐布里奇和亲友家里的性情粗暴、患着痛风病的盎格鲁印度人除外。
《印度之行》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控诉，同时也是一次展示。但是作者在处理这层意义时运用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手法，以致于一般读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对两种人性——实际上是两个世界——无情碰撞的细致研究的深处，隐藏着郁积着的强烈情感。作者像展开一幅精心织成的印度地毯一样，把客观事件的方方面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早在情势无法避免义无法收拾之前就感受到极度的担心和绝望。有一些词能很好地形容此书，其中有这两个同“微妙”和“敏锐”。不过这种展示有着特有的冷静、清晰，面面俱到，又充满无法索解的暗示，仅仅用这两个词来描述是远远不够确切的。当读者对该书的深层含义有了最细致深入的理解时，福斯特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了一个人物。
在《印度之行》一书中，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本结构细致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大部分是印度人。人们很清楚，印度人充满了神秘色彩，他们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福斯特了解这一点，也尽可能地将其在书中表现出来。他也了解印度人的思想，书中的句子像箭一样一次次穿透这些人物的思想，足以引起读者的不安，直到读者不禁奇怪，印度人是不是像他们看上去那么复杂。不过根据最后分析的结果，答案是肯定的。印度依旧是印度，没有任何英国平民或军队有希望改变这个庞大、懒散的梦中巨人那古老的存在方式。尽管印度已陷入分崩离析和宗派混战，充斥着互相敌对的宗教派别和社会阶层，尽管英国人已在此统治了上百年时间，印度仍然是原先那个沉闷阴郁的国家。福斯特在书中说得很清楚，并不仅仅因为德里的孔雀王朝使印度陷入分裂，人先天的不同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这里又重复了吉卜林那句陈旧的名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不过，如果我们认为《印度之行》是一本通常写印度的小说，书中不过表现了英雄般的爱国主义激情，那我们就完全误解作者了。福斯特很清楚，是非善恶并不是很容易区分的。事实上，也许双方都有道理但也都有错误。他的目的是表现印度以及旁遮普邦的现代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以出色的果敢手法描绘了一组印度人、英国军官和英国妇女的群像。可以看出，作者在如何把本书中各种强烈的冲动连结在一起上下了很大功夫，最终使该书奇妙而生动地反映了生活。
对这本小说的简单介绍并不能使读者对它有足够的认识，因为福斯特这部作品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于紧张场面本身，而在于最后造成这种紧张场面的一系列平凡小事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个词、一句话、一笔性格刻画以及营造准确的大环境——这些笔触使福斯特成为一个小说家。这本书的情节是围绕着一个年轻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展开的，他无辜地被一个神经质的英国女郎指控为企图对其进行人身伤害，就这样他成了两种人——英国人和印度人——都要摆脱却又将他们连在一起的一片合叶。随着情节向前推进，一些事情变得清晰可见。其中没有一件揭示了英国人的愚蠢，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
这是征服者定的制度，它不允许印度人加入白人的俱乐部；它自以为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尽管那不过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它永远怀疑和鄙视印度人。
这些就是福斯特清清楚楚描绘出来的印度生活的剪影。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很好说明。菲尔丁是一个同情印度人的英国人，不肯盲目地做出判断，与他的英国同胞为伍。在阿齐兹医生拜访他的时候，菲尔丁恰好掉了一个领扣，于是阿齐兹便慷慨地把自己的领扣给了他。后来我们读到，法官希斯洛普做了如下评论：“阿齐兹从头到脚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但是他却忘了扣上后领扣，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印度人都是这样：不注意小节。这种根本上的疏懒显示了这个民族的本性。”这里，概括地说，福斯特揭示了盎格鲁印度人对待印度当地人的态度，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疏懒，英国人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书中对印度人的描绘是无与伦比的。当然，阿齐兹医生的形象比其他人更丰满一些，因为他体现了福斯特急于表现的印度的那个侧面——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虽然了解英国的文明，但他永远不可能在它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印度之行》似乎在宣称，印度和它的征服者之间是无望达成一致的。当两个永远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民族一起相处时，总会形成两个群体。这座房子总要分成两个部分。上述所谈的几点充其量不过是这本书丰富内容的十分之一二。刻画清晰的人物，对思想和生活的微妙变化细致入微的传达，以及运用语言的功力，都体现出福斯特正在他创作的顶峰。当然除本书外，《哈罗德区》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两部书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本书的场景更宏大，寓意更深刻。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作者不断地成熟，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断加强以及娴熟的技巧。利奥纳多·伍尔夫这样评论道：“福斯特似乎已达到这样的阶段，在他的笔下，没有什么太简单或是太微妙的东西能难得倒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印度之行》肯定会使他的读者人数增加。而他原先的那些读者理应为自己的敏锐感到荣幸。
（赫伯特·戈尔曼，1924年8月17日）
出诊——《阿罗史密斯》，辛克莱·刘易斯着
当像辛克菜·刘易斯这样声名卓着并拥有一大批聪明的追随者的作家，终于打破3年之久的沉默时，我们对它的结果都翘首以待，不含丝毫的担心。
从来还没人使小说成为社会讽刺的如此强大的武器，也没有人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对国家的自我满足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击。仅从占领的地盘来看，他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只能当成习作），又表明他的攻击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令人吃惊的方向。他的第二部作品证明它的背后有某个信念，并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偶然的机会，它为我们的语言增加了一个新词，同时又为处境窘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射程广远的有效武器。今天说“巴比特”——“Babbittry”这个词其意义蕴含了咒语的全部力量。
刘易斯先生的新书现在又在召唤思考。甚至在打开它的封面，没进入它广袤的空间之前，它就大体上规定了我们判断的方向：我们会问，《阿罗史密斯》会像《大街》和《巴比特》一样，真正成为堪称“伟大”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吗？
合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