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能象塔斯克吉所持的原则那样理解南部白人的观点。不过，这点倒是可以同样确定的：《黑人的灵魂》一书较清楚地阐明了黑人问题的复杂程度，因为它说明至少一些黑人的渴望中的关键处仍然还是要求取消种族隔离。是因为黑人车厢，因为在南方，他不能与白人在一起抽根烟或喝杯咖啡的事实，使得亚特兰大大学的杜波依斯极为恼怒并转而支持黑人。这位作家坚信，总有一天这个种族界限终究会像早晨的薄雾一样消失掉，与此相对立的是南方白人同样坚定的信念。但是，他同时又承认种族界限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而且就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还会持续如此。
该书的结构比较新奇，由它标题的诗化的结构可以使我们对该书的内容和措词窥见一斑。在一个对南方黑人种族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的南方人看来，这个在北方长大并经过北方教育的黑人，归根结底，就象他自己所说的，是与非洲黑人种族“骨肉相联”的。他们的多愁善感、诗情画意、寓于逻辑性以及崇尚公正、鄙视偏见的个性总是与其民族的特性和民族的艺术风格微妙地缠结在一起。他在一番意在寻求倾听申诉的公正之音的雄辩后，他进一步详尽地叙述了自由民局动荡的历史以及它所做的好坏两方面都有的工作，因为他既承认好的一方面，也接受坏的一方面。
从黑人的角度，哪怕是从北方黑人的角度来回顾这样的一本书，对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生来说都极有价值——此外，可能对那些仍然还想做学生的有偏见的人，它也同样有价值。在这里要说出读完本书可得到什么大致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其蕴含的意思似乎是这样：黑人不可能在南北战争刚结束后即从南方法庭那里得到正义，而白人也几乎同样不可能在自由民局官员进行的特别司法过程中得到正义，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庭中止了一段时间。老一代的南方人回想起了大部分这些过程——托马斯·纳尔逊·佩奇及其他作家创作了大量关于他们的栩栩如生的且多愁善感的小说，大部分都基于实情之上。在这里我们要谈论的是另一方面。
虽说整本书对于南方人来说尤其有趣，虽说这本书在叙述那些南方人认为不可能事情时的自我约束与控制的方式理应受到赞扬而非粗劣的批评，该书中与布克·T·华盛顿当前计划安排更直接相关的那一部分却是眼下最为重要的。
在这件事上，本书作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代表许多受过教育的黑人在讲话。他主要提出了两个反对意见：第一，华盛顿并不是由于他所属种族所遭受的苦难，而是由于白人的支持成为他的种族的领袖；第二，通过向现代商品精神投降以及将提高个人的努力局限于实际教育和获得财产与得体方式，他实际上最终在将黑人与那些更高一层的灵感割裂开来，这些更高层次的灵感，用杜波依斯的话说来，是使得一个民族伟大的唯一的东西。比如，据说华盛顿很清楚地要求黑人至少在目前要放弃如下3种东西：1、政治权利；2、对平民权利的坚持要求；3、对黑人青年的更高层次的教育；而是应该集中全部精力进行工业生产、教育、财富积累以及与南部妥协，这个政策被勇敢而持续地倡导鼓吹了15年，而且大约胜了10年。那么，作为这种棕榈树枝般柔软让步的结果，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样的回报呢 ？在这些年里所发生的事是：1、剥夺黑人的权利；2、给黑人制造出一个合法的低人一等的地位；3、逐渐地稳步减少对黑人进行更高层次培训的科研机构的援助。
当然，所有这些动向并不是华盛顿说教的直接后果，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宣传加速了这些动向的形成。
该书作者承认布克·T·华盛顿着作的伟大价值。但是，他并不很相信这种做羊羔般的顺民的说教。他确实认为，更为大胆的态度对于他所希望黑人民族将能成为的那样的种族来说，既更为合适恰当，又更有可能推动该种族向前发展，而这种态度是要牢牢地建立在由战争补偿所担保的权利基础之上的。他说：“我们出于良知感觉到必须要求这3样东西：1、选举权；2、公民平等权；3、对年轻一代按其能力进行教育。”他尤其坚持要给黑人更高教育——他还用统计数字以显示，这样做的话而可致黑人所能做到的事。他所有这些论点的价值，以及他统计数据的威力，在读过该书后都能被最好地得以判断。
对那些从人种学角度而并非政治角度进行黑人种族特性研究的学生来说，这本书中的很多段落都很有意思。在他们看来，这个种族并不是威胁美国未来的乌云，而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一个说到底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作者喜欢称作所谓“可怕面纱”之外，很少被无论是它最好的朋友还是最坏的敌人所理解的民族，在读整本书时，应该记住它是个接受了北方教育的黑人的想法，他虽然在南方他的同胞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仍然并不能完全理解某些同胞们可以本能体会得到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一个在南方长大的白人也能由类似的本能体会得到；他不能完全理解某些双方都当作事实接受的东西——不是理论——是跨越了数世纪的作为环境产物的种族对种族所持的基本态度，如同那些在其他国家存在的差不多类似的上等阶层对农民阶层所持的态度。
（佚名，1903年4月25日）
心灵之潮——《卡拉马佐夫兄弟》，费·陀斯妥耶夫斯基着
几年前，当肖伯纳的剧作深深地吸引着广大戏迷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女士，整晚消磨在剧院后——也许观看了《人与超人》——表情明显地流露出她的感受，对身旁的人说：“噢，他们说的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关了灯，你一个人独处时所想的东西。”这位年轻女士一定相当直率，否则她也决不会发表这一番感慨，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为人坦白可没什么市场。
我们比起那个时代还是有了些进步。我们已经克服了缄默，推垮了矜持。
H·G·威尔斯的《安·维罗尼卡》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坦率。科娜·哈里斯夫人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家庭主妇，她学会了用令人震惊的自由方式谈论事物，这是处于哈里斯夫人这样位置（也是我们的位置）的人原先即使窃窃私语时也难以启齿的。我们的小说家和我们的英语都上了挪威人和俄国人的学校，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模仿这些外国人的坦率。威尔斯试着这么做了，高尔斯华绥也做了尝试，贝内特在他的《王城镇》中进行了这种试验，而罗伯特·哈里克则大胆地将它移植到这里。不过你必须阅读他们尝试模仿的任何一位俄国作家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通过谈话倾诉人的心灵内涵这套把戏不过是对艺术的见解，“像买裤子一样，是制成品”。英国和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都相继因其大胆泼辣却又愚蠢的草率作风赢得了成功，但是，就像他们已不再运用老式的严谨手法一样，他们也不再像俄国作家那样，仅仅阐述自身的简单真实，或者让他们的人物来讲述人物自身的简单真实。
他们通过坦白来制造错觉，正如他们原先的克制即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一样。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么即使是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也应该读一读由康丝坦丝·戈耐特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英译本。这个译本除了一些只有俄语本身才能体现的风格之美无法译出外，完全真实地再现了原着。读者或许不必读完整部书。虽然此书只是作者本意要讲述的故事的一个片段，但是它已长达840页。不过仅仅阅读其中的一部分也会使人深受启迪，读者会为读后的巨大收获感到震惊。当然我们这里说的读者仍是一般对读书稍感兴趣的美国人，而不是那些俄国文学流派的追随者。而读者之所以沉湎于其中，完全是出于对书中人物和戏剧性情节的极大兴趣。
我们的读者很有可能对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或者这两者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因此在他的头脑里也许早以形成了一种概念，那就是，俄国小说充斥着从疯人院逃走的疯子和还没来得及被送入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他己有了这种看法，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历史会进一步鼓励这种无害的设想——俄国比一座大疯人院好不了多少，而里面的看守和病人一样受着痛苦的煎熬。不过虽然读者心存如此设想，但是他并不能否认这840页中出现的所有人物，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具有人性——真真实实、令人发指的人性。
他们之所以神经错乱，仅仅是因为他们极其清醒地感受到自己的每一种情绪，而把每一种情绪都当作生命的全部来对待。作为一个西方人，他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有着打折、回扣以及折衷的体制中游戏人生，因此从他的观点来看，慢性歇斯底理渗透于人一生的命运之中。难道我们不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地平衡着我们的喜悦和忧伤，计算着我们能付出的爱，提前弥补着我们的罪过，在无法装腔作势、虚与委蛇之时为美德付出代价，同时培养自己那基于商人的聪明之上的常识吗·不过，让我们不要因为常识是商人的聪明而鄙视它。
换句话说，我们同意用这样一个计划安排生活，它既能使我们自己可以忍受生活，又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在表面上为上帝和我们的同胞所接受，那就是永远不要，哪怕是对自己也不要承认生活的真相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但是俄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谈话中倾吐了心灵的全部内涵。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把他的俄国同胞的灵魂在这几百页纸中如潮水般渲泻出来。每一个人都向他人倾吐着自己的心声。老卡拉马佐夫、塞累缪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隐者、修道士、愚蠢的寡妇、跛脚的女孩、患癫痫病的厨子、一个愤懑高傲的年轻女子、另一个有几个情人的女子、破落的上尉、警察头目、律师——每一个人全都和盘托出真相，让你惊恐地感到讲出这么多真相是多么的不正当。
你还可以瞥到这样一个事实——不读这本书你也许永远不会意识到——那就是，不断地以真实示人几乎和大量的谎言一样，会影响我们合理公正地看待问题。比如年轻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恶棍，不管他多么卑贱下流，我们都可以想象那是因为他在花言巧语中泯灭了与生俱来的正直，甚至高尚的情感。与他相反的是他的弟弟伊万，无论是邪恶还是美德，他都从不讳言。俄国人认为（我们被告知）他是俄国自我毁灭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而另一个年轻人则是“正常”的俄国人。你也许会说这个“正常”的德米特里被塑造成环境的牺牲品，而那种环境对他的同龄和同阶层人来说也许是正常的。他是一个青年军官，为了钱不断地变换职位，命运为这些职位所驱使，不知未来如何。无论如何，他是人类大家族的一员，你不敢割断与他的血缘关系，而且他也不会因为不完美便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
约翰·高尔斯华绥首先指出俄国作家的一种普遍倾向，一种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倾泻而出，直到精疲力竭的写作习惯。最近，约瑟夫·康拉德，这位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了解俄罗斯作家的人，在其《在西方的目光下》也用了同样的手法。然而，康拉德在其主人公性格中体现出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正是欧洲贵族和俄国农民的区别。这种区别——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于1880年——是两个世纪的差别，是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俄国之间的差别。那些他作品中的农民应属于尼禄时代甚至还应更早的罗马时期，而建立在蚂蚁般辛苦的农民之上的温泉澡堂文学并无助于缩小这两个世纪的鸿沟。
（佚名，1912年7月30日）
一个男孩最好的朋友——《儿子和情人》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着
似乎没有比“人类的纪实”更陈腐的书评词汇了，但是用它来描述这本非同寻常的书却再恰当不过了。它几乎称不上是个故事，而是一个男人生命的最初部分，从出生到25岁，他周围的环境，他的坚强和数不清的缺点，都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连最细微的感情和环境的效果也没有忽视。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不是心爱的姑娘，而是母亲。小说以母亲的婚姻开始，以其悲剧性的死亡而达到高潮。儿子保罗·莫瑞尔和其母相互的爱是两人生命的源泉。
这些都被细致而真实的地描绘了出来，连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都没有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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