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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每条公路通向沙滩，通向州际公路，通向落基山脉的世界上，人们对自己在更高一层的社会体制下所处的位置有一种不安定感。他们渴望爱，认为自己可以为爱而死，为了爱他们飞快地搭建起来城镇，然后撤离，继续前行，忘掉过去。人们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迁移到中途岛，人们在午夜钻进小车，开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与一个偶然结识的人谋求借款，避免自己发疯，因为发疯后会被再度送进精神病院，这样再也不能钻进小车，驱车经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
《刽子手之歌》是以两段很长的二重唱建构起来的：“西方之声”，即第一卷，主要是女人的声音；“东方之声”，即第二卷，并不是字面上的东部人的声音，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男人的声音——律师，公证人，记者的声音，他们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活动，并认为自己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西方”卷是一种宿命论的堆砌，反映了一种紧张，一种压倒一切的，被动的冲向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直至加里·吉尔摩的死亡才告结束。而“东方”卷则是这种紧张感的释放，一种解决，行刑的实现，一种主动的进程，直到1月的那个早晨才有效的结束：劳伦斯·席勒坐上一架六座小飞机，注视着加里·吉尔摩的骨灰从一只塑料袋中抖出，飘荡在普罗活的上空。这只塑料袋让席勒吃了一惊。它是一只面包袋，“面包公司的名字还不清楚地印在上面 ，一块长方形面包的59％。”
“西方”卷的女人们很少感到惊讶。她们在整体上并不相信事件的进程可以受到影响。一股悲怨凄凉的风好象在吹过《刽子手之歌》中的女人们的生活，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和加里·吉尔摩打过交道，从他在那个4月的晚上穿着监狱发的黑胶鞋步入城镇，到他的骨灰飘荡在普罗活上空的1月份的那一天。这股风似乎吹散了记忆，吹走了平衡感。她们总感到自己在下落，尼科尔·贝克，她在10岁时就努力“试图理解她的生活，她的三次婚姻，两个小孩，和数不清的男人”，理解吉尔摩以及吉尔摩坚持她在死后与他见面的含义。她读着吉尔摩从狱中给她发来的一封信，信中的话“如同从世界之巅刮来的风，在她的头脑中吹进吹出”。
这些女人不时地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并留意她们的命运。她们看来被恶梦所困扰，对恐惧这一深井有所知觉，这种“事物底层隐藏着的不幸”。在波特兰大城以南贝茜·吉尔摩的汽车活动房屋里，顺着一条小车道的公路南下途中——道路两旁是小酒巴，饮食店，折价商店和加油站，那上面置放着一架二战时残留下的波音公司轰炸机——贝茜有一种感觉，她只能形容为“好象被吸空了”。她害怕自己会一下垮掉。她感到迷惑：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如今哪里去了 ？丈夫，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在普罗活她原来有78个堂表兄弟姐妹，如今都天各一方，有些可能已长眠地下了。她想，当加里也加入他们地下的行列时，他们会不会“全部下到那个墓坑里去，在此他们已放弃了对彼此的寻找”。她不知道“有几分是她的错误，有几分是这个世界的错误——它像碾在大草原青草上的包着铁皮的大蓬车轱辘，吱吱呀呀前行”。当我读到此处时，我记起了犹他州上空撒骨灰的飞机留下的痕迹也尤如车辙一样，如同人类在月球留下的脚印一样，清晰可见。这是一部令人遗憾的书。
（琼·迪迪恩，1997年10月7日）
逃难的白种人——《朱莱的同类》，南丁·戈迪默着
班·斯梅尔斯和莫琳·斯梅尔斯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中产阶级，思想开明的白人，他们的一天以黑人男仆朱莱献上茶盘开始，但是，事情有些不对劲儿，茶具是两只廉价的玻璃杯，还有一点牛奶——装在一只裂了边的破铝盒里，朱莱所敲的门只是非洲茅屋厚厚的泥巴墙上的一个缺口而已。
斯梅尔斯一家已经在这里呆得太长了。南丁·戈迪默以前小说中的人物——那么感觉不自在，良心受到震动，试图和不确定的南非生活达成某种妥协的白人——现在发现自己必须面对最终的结局：全盘革命。小说中叙述的时代是很近的未来，暴动的黑人已占领了整个国家，机场遭到轰炸，白人无法离开，班和莫琳，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除了逃到朱莱相对封闭的村庄里去以外别无他法。
泛泛一看，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它有着《鲁宾逊漂流记》中的真实感和诸多悬念，有《可尊敬的克里奇顿》中富于幽默感的对世界的扭曲。斯梅尔斯一家在逃难前急匆匆所打的包裹中还有一个小玩意，它能清除干洗机上贴的标签而不致于弄伤手指甲，而他们现在必须适应一种新的生活：割草，做玉米饼。在雷雨中茅屋的泥墙变得湿漉漉的，蟑螂在黑暗中飞来飞去，人冻得瑟瑟发抖。莫琳过去当作装饰品来收集的陶器现在是她的厨房用具。
当然，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朱莱的同类》决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人在困境中生存的故事，在这一层面上，由于斯梅尔斯一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作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如果把他们作为种族主义者，然后在与土着黑人的摩擦冲突中最后发现自己的谬误，那么这种小说真是太容易写了。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敏感，有政治觉悟，真心真意地关心着南非黑人的福利。当他们发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中也有反对革命的人存在时，该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莫琳和朱莱之间的敌意也变得更为微妙而复杂。有一个场景，朱莱也在场，这个场面让人十分感动，因为它是用另一种语言——莫琳未说出的语言来表达的——莫琳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对朱莱而言，他的聪明、诚实、高尚在莫琳眼里是毫无价值的；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是在别处，被别人所承认的；她不是他的母亲，妻子，姐妹，朋友；她不是他的同类。
南丁·戈迪默一直是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她把写作技巧和社会责任感融合在一起。但这次她做得更为出色。《朱莱的同类》清楚地揭示了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紧张和复杂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它的写作毫无瑕疵，里边的每一件事看起来在现实中都可能发生，一想到这种凶兆，就令人倒抽一口凉气。
（安妮·泰勒，1981年6月7日）
道德寓意和创造——《1927－1979，诗歌总集》
伊丽莎白·毕晓普着
伊丽莎白·毕晓普不断增多的读者以及她在读者群中稳定的地位（她曾有一次这么要求过），是对一位理想主义者多年坚持的奖赏。她的声名建立在大约25首诗上，其中有《爱情谎骗睡眠》、《怀疑者》、《香波》、《2000多幅插图和1个完整的词语索引》、《抵达圣多斯》、以及《在新斯科舍省第一次死亡》。所有这些诗作看来似乎只赢得了朴素的成功，不过人们意识到以往时代大多数大诗人的声名都建立于类似的情形上，所不同之处在于：她的杰作在她整体创作当中占更高的比率。
整个创作生涯中毕晓普都立意要把道德寓意和创新熔于单一思想之一炉。《莠草》一诗中人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该诗在赫伯特式的沉思中引伸出一段新的感情。《犰狳》展示了人间所有场景中审美快感的综合，甚至有痛苦的场面。在《雄鸡》和《鱼》诗中，是那些人类力量有罪而且和解的表白。
毕晓普首先在4首诗——《地图》、《纪念碑》、《在渔舍》、《三月之末》里头，声明她作为诗人的职责，坚定她投身该职责的决心。这些诗各各不同，但都是自画像的写照，他们时而尖刻，却总是专横地把她刻划成一个多于第二手想象的创造者。她的错误，她的困惑，对她而言已有定论，她希望读者用那种方式来看待这些诗。
在她最早的诗作中，毕晓普对旅行的述恋表现在喜欢看图上提到的地名。在那首《充满来信》的梦之屋后面的诗《狮王荣耀》里，她对憧憬艺术的人们谈了许多旅行的种种危险。在题为《巴西，1502年1月》一诗中她间接讲到西班牙征服者的登陆，给新大陆带来了她称之为“前途积极地转移”。
《织在花毯上的风景》吸引了所有欧洲人的眼光到丛林中去。但现实中的风景以其恐怖多少吓退了他们，入侵者总在这块陆地“悬挂的织物”后面“撤退、总是撤退”，直到他们在入侵前已经熟知的地方定居下来。——“古老的富贵荣华梦，在他们离家时已不合时宜。”
再列举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的诗，在这里似乎很不恰当，这些诗人在气质享赋方面比她更惹人注目、适应性更强。伊丽莎白·毕肖普似乎超越了校园里的争议或忠诚时期的支配。像所有大诗人一样，她更多的是一个制造感情远多于是制造诗歌的人。
（大卫·布罗维奇，1983年2月27日）
普通人——《大教堂》，雷蒙·卡弗着
在我们普通人当中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同我们朝夕相处，但其境界却是我们常人无法进入的。在莫瑞斯·尤特娄的笔下，欧洲的街道被描绘成象在谜宫一样的空间中那般狭窄婉蜒，还有通过爱德华、胡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满载喧闹的美式房屋。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这只有出色的艺术评论家能够解释，但是所有看过这些绘画的人都将会同这些艺术评论家有共同的感悟的。
雷蒙·卡弗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美国作家。他写小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的小说与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无缘，描述的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变化，也由此创造出了相似的感情效果。他的写作对象通常是美国的半工业化的城镇，而这些城镇的景象往往是非常萧条的。雷蒙·卡弗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是平庸且不合群的，他们苦苦挣扎以求得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他们通常的工作是在工厂当工人或是饭馆的招待等等。他的小说着重于描写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倒霉的事情，继而由于命运的摆布或者是更加意想不到的原因，使这些倒霉事最终发展成为失败的婚姻和个人生活的土崩瓦解。这些故事从表面上看来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预示着一切崩溃的开始却使人们震惊。这样一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习惯的操纵模式被打乱了，恐惧由此占了上风。
卡弗先生一直主要是一个能写出强烈但又有节制效果的作用——也就是那种能高度程式化地形成和使故事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的作家。在他最新的故事集《大教堂》中，有几个故事暗示他正向这一方面发展，即更轻松的风格、更慷慨的激情，但在他大多数作品中是以他本来面目出现的，即坚持抓住他自己的意愿是作品最强烈的力量。这并不是说他强行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在那一方面，他是经常把自己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的。是他的突变的节奏和简练措词最终起决定作用。
在卡弗早期的集子里的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中，一个刚刚丢了饭碗的丈夫心烦意乱地来到饭店中，他的妻子是饭店的女招待。出于某种无法探寻的自找耻辱的需要，他重复了其他的几个客人对他的妻子暴露在外的身体所说的下流话。这个故事刺激人的神经，产生焦虑的余波。在另一篇可能更富有趣味的故事《谈情说爱时我们所谈论的》，两对夫妇漫无边际地闲谈着爱情的奇思异想，一直到他们的谈话导致一种沉思默想的气氛。他们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被焦虑所固定住。
《大教堂》包含有大量的类似的故事，在极为短小的有限空间内展示了极高的技巧性，故事带有直截了当的激情，从凡人琐事到使人心慌意乱的事，在到达高潮时都能感人至深。
这些故事所展示的既不是那种一眼就可认出的熟悉的现实主义的描述，也不是象征小说的那种含糊不清的主题。它们使我们漂泊至远处普通老百姓的空白处。平庸的生活是令人恐惧的，平庸的生活是普通老百姓的敌人。
卡弗小说的背后是浓厚的美国文学传统。从形式上看，它们使人回想起海明威或斯蒂芬·克莱恩这些擅长写结构紧凑的小说大师们。从题材上说，这些故事凭借的是美国人的孤立与怀疑主义的呼声及封锁在大陆空间的本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