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不仅仅在上层——不满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的作家都发表了文章抱怨说《书评》不够好。德怀特·麦当劳的作品便是一例。此次战役中弹药的其他提供者有《美国学人》上的齐奥费里·瓦格纳；《哈珀杂志》上的伊丽莎白·哈得维克，以及《代达勒斯》上的约翰·霍兰德（名单可以很容易地拉长）。
开始时批评还受到抵制，但最终它们还是达到了效果。文化环境此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十年代，《书评》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变。1971年，约翰·利奥纳德被任命为编辑，标志加大改变对旧有约束限制的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利奥纳德先生和他的继任——哈维·沙皮罗、米切尔·利维塔斯及利贝卡·柏柏·辛克勒——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但无论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比他们中任何人和此前《书评》70多年主导思想之间相似的地方都要多。
《时报书评》遇到的某些困难，任何属于报纸一部分的书评都会遇到，比如，如何协调高品味的文学标准和特殊的文学兴趣与对这些标准不感兴趣但又想了解一些书的情况的普通读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将《纽约时报》的经历和《伦敦时报》相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902年，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出现了出版业的发展，为了对此作出反应，《伦敦时报》也创办了文学副刊，但它允许此刊的编者，一个很有学者趣味的人，去按自己的政策行事，结果是副刊反映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敬，但同时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伦敦时报》在一战前不久采取措施，将副刊分出去成为独立的周刊，同时在每日报纸的版面上继续刊登书评，当然数量比以前少了。
整整80年来，《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中的“副刊”这个词都被误用了。
我在七十年代自己接手编辑这份报纸时才明白它能在大西洋彼岸引起很多误解。美国的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子里的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不能对同一类型的书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论——对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文学副刊》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杂志、发行量相对较小。更为合理的比较（尽管其它的文化差异得考虑进去）是将《 纽约时报》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像书一样厚的报纸相比。
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撇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书评从一开始就信奉书前宣称的应该被当作新闻的哲学——这一哲学来自《时报》格守的不偏不倚进行报道的信条。第一任编辑费兰西恩·W·霍希受到同仁的赞扬，因为他使《时报》成为“迅速扩张的书之世界的报纸”。在这种经营原则的指导下，“书第一次被当成新闻来处理，也是第一次从报界人士的观点来处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很多相关作者及出版商的新闻。例如第一期的第一版就清一色是这些内容（包括李鼎高写的放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孤寂》标题下的一篇报道，新闻来源据说是一位英国官员，他因为职务的关系对事实比较清楚），但是“书就是新闻”的政策意欲将书评用在更广也更成问题的领域。1916年，《书评》20周年的一篇社论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了官方的信条。它声称，“《书评》已为它自己在当代散文文学领域争得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它接受一切不偏不倚，并努力向读者介绍所评之书内容的批评文章 ；它特立独行，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事实，你们来下结论。
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它却经常被当成因循守旧、模棱两可、避免下结论的秘诀，同时它也是最天真的幻想。书评不可能成为没有倾向性的报道，因为有关某书的“新闻”很大一部分都是它有多好，即使是对内容的概括，除了最最简单的概括以外，都要涉及个人的判断和喜好。绝对的不偏不倚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这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评论都行。正直的编辑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发表糟糕的评论，或是意在报答——或乞求——个人恩惠的评论，或者是源于个人仇怨的评论，不管它有时会多么有意思。但说到意见的忠实表达，即便是做到相对的公正也比虔诚的评论者想象的要难得多。
让我们假设一个比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都简单得多的情景。假设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思想极端对立的两派——绿派和蓝派，那么在评论他们的书这个问题上，编辑该怎么办 ？如果将绿派的书都送给绿派书评家，蓝派的书全送给蓝派书评家，他的报纸上就不会有多少思想上的争论。
如果他将绿派的书送给蓝派书评家，而将蓝派的书全送给绿派书评家，结果必然同样可以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蓝派的书一半送给蓝派书评家，一半送给绿派书评家，反之亦然。这样他至少可以在思想的争论及生动程度上综合取舍，达到整体上的平衡。饶是如此，发现自己的书被交给绿派书评家的蓝派作者也会因感到不公而痛苦，书被交给蓝派书评家的绿派作者也会茫然不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 ？”
批评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什么是绝对的公正，人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不严格他说，一碗水端平是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最好将它交给编辑和书评家个人的良心及明智的判断。企图将它系统地强加于人只会换取令人窒息的恶果。
“书就是新闻”哲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份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涵盖了很多问题的书如果要予以充分地报道，专门知识这个因素就不能被忽视。这些年来，《书评》由于对专家的信任而著名起来，即使一个很随意的书评家，也必须和他的传记资料一起出现。似乎他从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专门的知识（评论意大利小说的人便被描述为“跟上国外小说的发展”）。《书评》显然以在需要专家时能发现真正的专家为荣。五十年代，曾流行一个有关编辑政策的笑话：“若是你得到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你会怎么办——从直升机上找一本《书评》。”
并非专门知识本身被人唾弃，绝对不是——其它的可能性更糟糕。在英国，非专业人士的书评有着很长的传统，在伟人名称的光环下沾沾自喜固然容易——如锡德尼·史密斯和V·S·普里切特之类，但因此也很容易忘记卑下的一面。有效的纠正措施也有，它以乔治·奥维尔1946年写的一篇精彩悲观的论文出现，论文称为《书评家忏悔录》。它描述的是一位记者与编辑送给他并附言“它们在一起应该很合适的”五本书的搏斗：“《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乳品制造业》、《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厚680页，重4磅）、《葡萄牙属东非的部落习俗》，另外还有一篇可能是误收的《躺下更舒服》的小说。他的书评——比如说，800字——得在明天中午完成。”
这是一种很冷酷的生活方式，它最糟糕的一面还是那些可怜的家伙得“连续不断地发现他们对之根本没有共鸣的作品的感受”。
相形之下，专家便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对自己的主题不仅很了解，而且很关心。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有许多书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论。但这里也可能藏有暗礁。专家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书评家。有时候他们显然是个很差的书评家，而对他们过于依赖的报纸就难逃枯燥文章的恶运。好的文学编辑不可或缺的一项品质，便是清楚地明白，书评本身也是一项专门知识——至少是一项技艺。
对专家的崇拜，也会从另一方面，使人对编辑的看法过于狭窄。他很容易使人按类型分配角色，使人怠于跨过思想的樊篱。但多数时候，最激励人心的作家都是那些拒绝受束缚的人，即使是专家，他们也能超越自己的专门知识。在五十年代，有人曾问当时《书评》编辑弗兰西斯·布朗，他是否会考虑让一位数学家来评论一本诗集，或是让位诗人来评论某本历史着作，他回答说：“不。我的感觉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回答令人沮丧，读到它时，我想起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句话：“我不是驴子，但我还没有自己的土地。”
自那以后书评继续发展，那些日子现在看上去是如此的遥远。往日争议的尘嚣早已落定，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书就是新闻”的方针尽管不好，但它总比好的原则被误用了强。给人们带来书的有关信息——正面的信息事实上总是批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新的不为人熟悉的书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从威廉·海茨利特到艾德蒙·威尔逊，这些批评家胜人一筹的都是艺术。在稍低一点的层次，报纸书评家在首次和如此之多的书打交道时，最为需要的也便是这种艺术。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仅在应该庆祝的时候），去布道（只是偶而为之），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去让对话继续进行——它们也是这工作的一部分。同时更是任何优秀的书评家向往的理想状态的很大一部分。
（约翰·格罗斯，1996年10月6日）
出版说明对文学界来说，《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值得关注的栏目。时至今日，这个栏目也已经历了百年岁月，有心人将它悉心整理，编译成册，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西风吹书读哪页》。
《时报》书评能在西方乃至世界社会上取得今日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绝非偶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它选择有名气有份量的作品；其二，它登载有个性有品昧的书评。就前者而言，它几乎收录了西方文坛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以来各个阶段的一时之选；以后者来说，则是以千字小文评万言巨制的识见，或冷峻，或热烈，或戏谚，或谨严。但无论是何种风格，哪样行文，都能自成一家，独具慧眼，令读者感觉别有大地，耳目一新，从而使作品与书评达成瑜亮互见的境界与二美并收的效应。
正如《纽约时报》的编者所言，《时报》书评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而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也正好与之相吻合。正所谓一百个不同的读者，就有一百部不同的《红楼梦》，本书所选的篇章，评论的观点，乃至行文的风格，译笔的基调，也正等待着读者的见仁见智，细加揣摩。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张大报，其新闻报道及观点有许多我们是不赞同的。对于书评的观点我们也不是一一赞同。但是我们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文体知识以及多年来文学小说的展示，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并能够消化吸取其精华，而弃之糟粕。
这就是本书的出版目的。
书评纪年
1886—1919
1896：书评第一期；当时叫做“星期六书评增刊”，于10月10日出版，标题为《奥斯卡·王尔德的惨况》，报导了剧作家在瑞汀监狱的悲惨状况。
1897：塞缪尔·勃特勒在《奥德赛的女作者》一文中提出荷马是个女性。（见哈罗德·布鲁姆，1900年）
1897：《每周书刊》公布报道说1896年共出版5，703种新书和重版书。
l900：西奥多·德莱塞第一本小说《嘉莉妹妹》出版，出版商的妻子声称这部小说“有伤风化”，该书被撤回，德莱塞有些精神崩溃。
190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德国出版《梦的解析》；弗兰克·鲍姆发表《绿野仙踪》。
1901：安德鲁·卡内基向纽约公立图书馆损赠520万美元。
1901：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完稿，出版商要求删掉一半字数。
1901：苏利·普吕多姆（勒内·弗·阿·普吕多姆）获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
1903：P·G·沃德豪斯从银行退职，为《伦敦环球》写作专栏文章。
1904：詹·马·巴里的戏剧《彼得·潘》公演，剧本直到1928年才出版。
1904：詹姆斯·乔伊斯6月16日第一次和娜拉·巴纳克尔约会（布卢姆日），当乔伊斯的父亲得知娜拉的姓时说：“她永不会离开他的。”
1911：1月2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