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廊镇管理局，金融发展的部分则出了一家新加坡发展银行，两者日后都成为各自
领域中的翘楚。发展银行协助提供创业资本给新加坡的企业家，因为这里稍有历史
的银行都只有提供贸易融资的经验，而且作风太保守，不愿意贷款给准备从事制造
业的商家。
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
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
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
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
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
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当时年纪尚轻的经济发展局署长严崇涛记得吴庆
瑞告诉过他，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
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严崇涛
后来出任贸工部常任秘书。
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服膺了部长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准
备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接受英文教育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从英国人
那里继承了英语，以它作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言。后来我从经济发展局的能干班
子中物色到三名内阁部长，他们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东。另外好几名经济发
展局官员成了出色的常任秘书，包括比莱和严崇涛。比莱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
主席，凭他管理财务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为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严崇涛则
担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
温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
为新加坡服务了23年，直到19M 年为止。他每年来新加坡两趟，每次逗留三个星期
左右，我们负责他的机票和在这里的酒店费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为了协助
他掌握最新的事态发展，负责同他联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严崇涛，定期把报告和每
天的《海峡时报》寄给他。他习惯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官员洽谈，接下
来再跟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执行人员进行讨论，并和职工总会领袖见面。
他总是把报告和建议呈交给我和财政部长，然后，我们俩单独共进午餐谈公事。对
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国公司的高层执行人员很快就领略其价值所在。他们无所顾
忌地跟他谈论他们遇到的难题：政府管得太紧，新元币值节节上升，工人跳槽太频
繁，外劳雇佣条例太多约束等等。温斯敏讲究实际，遇事亲力亲为，对数字应付自
如，很快就能抛开烦琐的细节，抓住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聪慧过人、精明能
干。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关于欧美执行人员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不
来新加坡的时候，温斯敏总会在我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公干时，
约我见面。不过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烟不离手，我却对香烟敏感，所以跟我吃
饭谈公事，简直是牺牲重大，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在户外用餐，这样他就可以过
足烟瘾。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语法有毛病，荷兰腔也很重一一说话声音
深沉粗重。他脸部皮肤粗糙，前额和面颊上皱纹很深，戴一副角质眼镜，头发向后
脑直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对韩瑞生和我特别有好感，只能
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和儒家生活哲学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喜欢
同我们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气。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我们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
推动出口。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
它的面积最终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
内设备一应俱全。它的发展在开始时相当缓慢，到1961年的时候我们只发出了12张
新兴工业证书。（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张
证书也没批准。）吴庆瑞在那个时候以财政部长的身分，经常先后为工厂主持奠基
礼和开幕礼，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的机会，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厂，如只雇用很
少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吴庆瑞本人在外来投资开始流人后追述，裕廊镇
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不过，当这里还
是荒芜一片时，他可没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们发出的新兴工业证书已经有390 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
资者可以免税五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十年。裕廊镇这时生气
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仪器公司到新加坡来，考虑在这里设厂装
配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他们在做出决定后50天内便投入生产。紧跟着而
来的是国民半导体工厂。
在这之后不久，德州仪器的对手惠普派人来新加坡探听情况。我们的经济发展
局官员曾经在这个人身上下过功夫，对方要什么资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亲自
前来看看才肯罢休。这个人和德州仪器的人员一样眼界大开。一个负责具体计划的
官员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团，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进行期间，
它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
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是体利特（惠普公司老板）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没准备好。为免
让他走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体利特到访当天，使
电梯操作顺利。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这些故事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
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
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
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7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哈泼斯》月刊、《时代》周刊等美
国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断路器和电动机。到70年
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
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
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来访的执行人员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找我。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
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
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
地叨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
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
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
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
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接着1973年10月爆发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随之突然
实施石油禁运，油价猛升三倍。使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我们促请国人节省能
源，减少燃料和电力的消费。我们束紧腰带，但还不算吃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从13％（1972年）下降到4 ％（1975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从2。1 ％（1972
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业机会并未大量减少，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5
％上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我们就有条件精挑细选。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询问，为保
护本地一家公司所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还得维持多久。马赛地
公司的财务主管粗暴地回答说是“永远”，因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国人。我
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
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
70年代末，我们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抛在后头。接着而来的新
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我们
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
的国家挂钩。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 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 亿新元，在
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
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资少之又少，远远落在英国和荷兰后头。我想尽办法引
起日本人的兴趣，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大批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货。那段时期，
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
多。不过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们的商家到新加坡来从事制造活
动，以便把产品输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口到日本。中国在80年
代开放门户，日本投资随之开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
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
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
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
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新加坡最早的投资者是英国人。英军撤出新加坡之后，许多英国公司也随着英
国国旗撤出。我极力争取英国公司在本地投资，但是他们害了退缩症，纷纷从帝国
退回安稳的本国。其实当间他们在本国面对工会问题，这样做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
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证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绩，英国投资者才急切
地回来，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贸易，而是制造药品等高增值产品。美占制药厂在
新加坡设厂，以先进技术制造半合成盘尼西林供应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并通过帝国统治把本区域国家引进国际社会的正是英国、
荷兰和法国。但是这些前帝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后殖民时代的贸易和投资新
局面，把自己犁过的土地白白送给美国人和日本人来播种。
几家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尽管基础稳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结构调整、科技发
明和市场变化的冲击。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那就是争取了好几年之后，
经济发展局终于说服德国相机制造厂罗莱把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当时，德国工资高
使他们丧失竞争力。1970年，我到不伦瑞克访问罗莱工厂，随后不久，罗莱便开始
把整个生产活动迁移到新加坡，在这里制造相机、闪光枪、放映机、镜头和快门，
同时替德国其他著名的相机制造商生产相机。罗莱跟经济发展局携手设立了一个中
心，在精密机械、精密光学、工具制造和电动机械方面培训工人。罗莱（新加坡）
公司制造的相机堪称一流，然而却因为市场和科技多变而无法畅销。罗莱的研究与
开发工作在德国进行，新加坡则成为生产基地，这使策划和协调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集中在市场较呆滞的专业摄影器材方面，日本却发展操作越
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
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