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是由三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分析力、想像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兼具，就
形成一个人的主要特质，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
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他们有一组评估人员，
其中至少两位必须认识所有接受评估的人选，再共同按“直升机素质”给能力不相
上下的执行级人员准确排名。我试行这套系统后，发现它是个实际可靠的方法，于
是就从1983年起在公共服务部门正式推行，淘汰了原来沿用的那套英国系统。
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
估人员。公共服务委员会在1975到1988年间，就有位非常杰出的主席陈德水。从来
没有一个被他招募或提升的人才出卖了他的眼光。他智商之高毋庸置疑，这却同他
看人用人的能力扯不上关系。这种本领还有赖于人脑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部位的运作，
它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格。另一位有这个本领
的人是林金山。他过去参加过内阁的遴选行动党竞选候选人的所有评估团，每一次
的遴选工作，我都指定要他参加。他凭直觉多于理性分析，却往往准确无误。吴庆
瑞就跟林金山恰恰相反。他非常理性，却少了透视人心的能力。每一回提携了某位
官员或者某位得力助手，他总是兴奋难捺地夸赞这个人素质卓越，凭借的却只是对
方提呈的辉煌的书面记录。然后不出一年半载，他又得开始找人替代。他就是怎么
也看不穿一个人的品格。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智商，或者情绪智商。我要
引进新血的计划并非毫无压力。数位老同僚对这种自哦更新的速度表示关注。杜进
才要我别再老提老将们年老力衰，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老得这么快，一再提起使他
们泄气。我不苟同这种看法。我们的干劲已经减退，全都老态毕露，我和杜进才怕
不例外。内阁开会时，他总要把一架电子暖气机藏在桌子下，给双腿保暖。我从镜
子里看自己，过去那种凡事都要亲自查个究竟，以及使用不尽的热忱和冲劲早已不
复存在。我越来越依赖报道、照片和录像。杜进才和另外几名老将，要求新的领导
层也必须走我们当年的老路，从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选拔，而不是通过猎人头和
直接招募让他们进入政坛。吴庆瑞、拉贾拉南、林金山、韩瑞生则不认为领导班子
还有多少机会通过老方法自我更新。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
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
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社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
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卜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
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
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祁摄治、陈志成、曹焕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
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同他们共事了那么多年，这么做确实叫人心痛。我们能有
今日的成就，老同僚厥功至伟，但是如何确保新加坡能够继续托付给能干、诚实和
愿意献身的人才，是我们眼下共同的责任。老同僚都历经鼎盛时期，可惜岁月不饶
人，我们都已步入暮年了。
新议员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年轻有为，他们获颁奖学金到本地和海外的知名大
学深造，人党三四年就担当要职。老将们对年轻一代在从政道路上平步青云不能认
同，他们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多做、多学、多等。但是我深信有才干的年轻人等不
了。他们要么就做出一番成绩，要么就另谋高就。
杜进才尤其耿耿于怀。我主动提出委任他为驻伦敦最高专员，他却为女儿的教
育不愿离开新加坡。后来他在一家公司觅得一职，并在国会中多留了两个任期，时
不时爱跟我和行动党唱反调，称不上对党不忠，却足以造成尴尬的局面。我实在不
愿意当众让他下不了台。
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
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1984
年12月在他退休时，我写了封信给他，肯定了他从1959到1984年来的贡献。我在信
中补充说：“我也感激你鼎力协助党遴选新候选人来接替领导的班子，只是你始终
有所保留。你曾经指出，路遥才能知马力，一个人的潜在缺憾也惟有在危机时刻才
会凸显。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领导层迅速自我更新的过程给老议员的士气带来
的打击，你跟进才一样深感不安。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
必须负起全责，当然，吴庆瑞和拉贾拉南的支持给了我信心。由更年轻的部长和议
员组成的班子，如今占了内阁和国会中的绝大多数，我们没有回头路了。我深信年
轻领袖们都能胜任愉快，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贾拉南也0
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老部长纷纷卸任，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吴庆瑞。1984年年
中，他告诉我他决定在任期结束时退下，不再参加下届大选。他吃个人的原因，觉
得自己做够了，是走的时候了。退出内阁之后好几年，他仍继续在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担任副主席，做出宝贵的贡献。他也一手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处理国家
的积蓄和储备。老将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渐接受内阁需要新血的事实，却总还有
几位不甘心看着新人跃升到自己头上。我能体谅他们的感受。例如邓摄治早在50年
代行动党发发可危之际，已是党内的忠诚于部。1963年他当选议员，并于1981到1985
年间担任政务部长。但是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主观地认为是因为自
己少了一纸大学文凭。其他老将如政务部长庄日昆和政务次长何家良则接受和支持
新部长，同新部长合作无间，他们两人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换班伤感情，但是实
属必要。我没有其他选择，不管我个人有怎样的感受。1980年党大会过后，我提升
了六名年轻的政务部长为部长，也借这个机会再引进更多新秀。我让具备部长潜质
的人选担任政务部长，接受考验。除了“直升机素质”之外，他们也必须具备政治
的敏感以及同基层领袖融洽相处的个性。具备这些额外素质的人后来成为内阁部长。
要物色一名适合的内阁人选，我和同僚得面试十多名候选人。要判断一个人能不能
成为政治领袖，其实并不容易，人才耗损率相当高。因为纵有再多的心理测验，我
们始终难以准确无误地评估候选人的人格、情绪和动机。要取得成功，候选人、他
的伴侣和家庭，都必须准备牺牲个人的隐私，牺牲许多个人的时间来照顾选区，出
席官方宴会，接受一份不比外头丰厚的收人。参政当部长其实早已不再是个深具吸
引力的机会了。更何况，候选人最终必须具备一个附加条件：能够亲民，并有能力
争取人民支持自己推行的政策。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
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我告诉他们，当初我协助挑选他们进
入国会，接着委任他们为部长，我要未来的总理接班人选获得同辈同僚们的支持。
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吴作栋不是
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举动不够灵活，说英语难脱浓浓的福建口音。1976
年刚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显得腼腆，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讲话。
他能干，有抱负，有干劲，喜欢接近民众。我把他引进内阁后不久，劝他努力
改善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我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妇女给他和几位年轻部长上课，指
导他们说自然流利的英语。我怕己有过学习华语和福建话的经验，知道要改变自小
养成的语言习惯并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我怎么长年累月
地利用工作之间的空档，通过补习老师，提高华语和福健话的流利程度。我那几位
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
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
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冻、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
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
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
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
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
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
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
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吴作栋的作风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
地进行策划，一步步赢取人民对他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支持。结果证明他成功了。在
1997年1 月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有对手角逐的36个议席当中，总得票率由61％
提高到65％，并夺回1991年失去的四个议席当中的两个。吴总理和新的领导班子如
今全权指挥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场危机，给了吴作栋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验。随着邻近国
家的经济体—一崩溃，新加坡币值下降，股市和房产价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
国企业纷纷裁员，把工厂迁移到商业成本更低的邻国去。这种情况跟1985年的经济
萧条时期相似，当时我们就因为工资、费用、赋税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导
致新加坡经商成本偏高。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一系列缩减成本措施作为对策，包括把
雇主对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降低1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商业费用和税率。吴作栋的
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计划，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积金缴
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减商业成本。裁员情况缓和下来了。到1999年年中，
经济开始复苏。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坚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赢
得了国际基金经理和投资者的信心。
36、我的家庭
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
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
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几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
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
共产党人一向很重视未来领导干部的伴侣，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
了解妻子对一个男人的可靠性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政
治秘书易润堂跟他的亲密女友来往，就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从政治角度来看，他
们认为她不适合他。易润堂不理会他们的反对，结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
把他开除出他们的细胞组织。共产党人的观察是对的，易润堂的女友并不支持他们
的事业。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
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
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
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
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不过，她
却不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定论，也许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微笑的
样子、眼神或者是身势语言。无论如何，只要她对别人的看法有所保留，我都会认
真对待。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
姑、敦拉扎克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