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的4 年内，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来从未存在的民主价值和文化激素，简直是天
方夜谭。这是一场意志之战，英方不可能获胜。
我得出的结论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国人抓住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对付中国。美
国手中有两张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 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 亿美元的贸易逆
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也能以牙还牙，
在禁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西方媒体想借助香港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通过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
中国施压。西方媒体一致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彭定康来迟又一厢情愿的政治改革。
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大可为所欲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独立
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国各执一词并采取一连串政治动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局
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退
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华商却在这个时候进军内地，三年内业务发展大好。他
们向疑虑重重的世界证明了，要在中国经商，所谓的“关系”——说同一种语言、
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弥补缺少法治的不足。这些华裔的成就锐不可当。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惊骇，使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人人谈回归色变的
情况下，溃不成军。8 年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有了180 度的转变，香港如今殷切期
望同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一起成长。随着1997年7 月1 日的临近，香港房地产和股
市反而稳健上升，反映了谁也预见不到的信心。选择留下来的港商，几乎占了全数，
他们开始接受现实：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上海和
其他沿海城市的设施尚未建设完善以前，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商业活动，将是
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兴盛的要素。
会见董建华香港回归前一个星期，我身在香港，还会见了董建华。当选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半年来，他在候任期间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家族
船务业，生活非常低调的人物，一跃成为传媒注目的焦点，经常要应付刁钻记者抛
来的尖锐问题。他同意，要香港成功，中国必得先成功。这是治理香港一个合情合
理的原则。我发现商界和专业界的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将要成为
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禁骛不驯
的华文报纸也收敛了很多。新闻界开始懂得拿捏分寸。
惟有彭定康继续跟北京纠缠到最后一刻。临时立法会的宣誓就职仪式，英方领
导人以不符合联合声明为由，采取抵制行动。中国领袖没有受邀出席英国的告别仪
式，其实他们根本不打算出席。中国原想安排军装笔挺的解放军，在江泽民于6 月
30日午夜抵港主持移交仪式之前进驻香港。英方起初反对，最终同意让500 名携带
轻型武器的解放军在晚上9 点提前进入香港。在移交期限前一天，中方宣布将在7
月1 日凌晨四点另派4000名解放军到香港，末代港督就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进
行谴责。但是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香港终究会在6 月30日午夜12点整回归中国。
奇怪的是，香港人的情绪是淡漠的。自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人
有足足13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告别检阅仪式上，或者是在皇家游
艇不列颠号收起铁锚，载着末代港督徐徐驶离码头的时刻，都没有人为英政府的离
去表现出哀伤之情，人群中也不见有人依依不舍地向前殖民主子告别。彭定康在英
政府统治的最后五年里经常同中国针锋相对。中方本来同意遵守“直通车”协议，
让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继续运作，但是彭定康却把这列“直
通车”弄出轨。
1997年7 月1 日，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领导班子接管香港时，跟东南亚
金融危机撞个正着，只是他们要到1998年才真正领略到。泰币在7 月2 日贬值，颓
势一发不可收拾并蔓延到整个区域，继而扩散到俄罗斯，以至巴西。由于港币和美
元挂钩，迫使香港不得不提高利率。房地产、股票，一切不动产的价格随之狂跌，
导致经济衰退，带来失业。香港爆发由罕见病毒引起的禽流感，老年人和儿童尤其
受到生命威胁。当局不得不宰杀上旧万只家禽，鸡农鸭农要求赔偿，结果如愿以偿。
红藻破坏渔民的生计，渔民同样要求赔偿，也同样得偿所愿。接着当地一家投惯公
司破产倒闭，把股票存放在公司的投资者，照样得到赔偿。
彭定康企图巩固通过民选途径成立的立法局，结果失败了。香港还在英殖民统
治下选出的立法局被解散。受过高等教育的精天之问对如何而进、如何便现有制度
发挥功能，有着极大的分歧。过去英国人治港的旧制度被削弱后。根本无法应付新
的政局。一方是务实派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
系，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策：另一方是学者、媒体和另一派专业人士，他们要建立
一道宪制防线，越稳固越好。但是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当群龙之首，因为这么做就
得面对现实：香港领导人必须调整政策和立场去争取北京的支持，惟有这样才能促
进香港的利益。
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
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
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
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
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
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
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
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
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
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
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
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 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
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
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 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
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
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
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
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
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
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
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
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 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
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
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
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
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
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
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
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
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
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
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
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
年取得8 ％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
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
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仅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
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
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
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
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
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台湾少了样样由“中央”
策划的经济体制，正像奔马一样往前驰骋。台湾如同香港，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直
到90年代初期实行直选制，情况才有所改变。反对党向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推行医
药、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结果导致预算出现赤字。面对“立法院”内部动辄
起哄的反对党，90年代的台湾当局即使要提高税率来平衡预算，也是困难重重。所
幸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到目前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胜一筹。
最让蒋经国和“部长们”深感自豪的，是台湾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至
少受过9 年的中小学教育，90年代有大约30％的学生大学毕业。然而人才大量外流
的现象却叫管财政的李国鼎叹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毕
业生，平均多达4500名，学成后回台的却只有区区500 人。随着台湾的世界经济地
位节节上升，李国鼎全力出击，希望吸引一些曾经在世界顶尖研究室和大型电子跨
国公司服务的台湾优秀人才，回台服务。李国鼎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科技园，为回流
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协助他们开创半导体业务，结果台湾电脑业起飞了。这些回流
人才在美国电脑业建立起了联络网，掌握了有关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使得他们能随
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销产品，并得到台湾当地栽培出来的工程师和技
工的支援。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
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
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
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
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
用最可靠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