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
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 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
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
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
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
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 万美
元，后被判入狱3 年，外加罚款150 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
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
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
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
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
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
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
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
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
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
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
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
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
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
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
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
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
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
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
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
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
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
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
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
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
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
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
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
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
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
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
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
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
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
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
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
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
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
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
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
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
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
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
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
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
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
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
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
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
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
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
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
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
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
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
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
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
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
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
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
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
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
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 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
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
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
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
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
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
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
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
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
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
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
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
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
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
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
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
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
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
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
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
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
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
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
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
的150 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
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
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
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
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
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 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
短8 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
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
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
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
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
离开。
1970年2 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
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
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
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