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
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向全世界广播的卫星电视，任何政府想要隐
瞒残酷对待人民的事实，将越来越困难。渐渐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国际社会必
定会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坚持所有政府必须更加文明、人道地对待本国人民的道德
原则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不同社会终究会汇集形成一套人人接
受的共同的世界准则，惨无人道、残酷野蛮的手段也将受到谴责。（正如在科索沃
战争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之下，对干预行动达成一致
的共识。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对北约1999年的轰炸
行动提出强烈的谴责。）我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这份备受尊重的期刊的访问，访
谈呐容在1994年2 月间发表，对“亚洲”同“西方”的价值观的辩论深感兴趣的美
国人，为此起了一阵骚动。在答问中，我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毕竟
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我谈的是“儒家伦理”，中国、韩国、日本、
越南，凡是使用汉字系统，儒学经典流传的国家，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而散
居怖南亚的近2000万名华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亚、东南亚所奉行的伊斯兰教、佛
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
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
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
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
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
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
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
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
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
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
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东方人不相信这一套人要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有种东西叫做邪恶，而人之所
以邪恶，并不纯粹因为他是社会的受害者。我在接受《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美
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道德基础被削弱，个人责任越来越不受重视的结
果。美国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
阶段，只要让每一个人随心所欲，对大家就会更好。这一套说法只能鼓励美国人更
理所当然地背弃社会的道德准绳和伦理基础。
换成冷战时期，这次访谈只会被当成一篇知识性的讨论一笔带过。如今，我的
见解反而凸显了美国人和亚洲人对犯罪与刑罚，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观点上的
巨大分歧。
一些美国人认为我是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形成这些看
法的。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
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
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
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
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
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
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美国的自由派学者开始批评我们控制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章。我们并没有遵
照他们那套发展和进步的模式。他们总以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而繁荣兴
盛之际，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像美国，民主而自由，对新闻不加限制。就因为我们不
愿遵照他们定下的准则行事，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新加坡人民年复一年投票选出的
政府也会是个好政府。
但是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
岔子。1990年以来，像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等多个商业风险机构，好几年
都把新加坡列为全亚洲贪污情况最微的国家。根据柏林国际透明度机构的报告，新
加坡的清廉程度排名世界第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之前。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新
加坡同他们口中冠以“专制政权”的“香蕉共和国”根本是两回事。美国媒体为了
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
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1995年8 月，哈佛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
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
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
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留存；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
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
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赫尔辛基协定要求实行人权与民主，成功地促使苏联解体
后，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胜利而耀武扬威。但是要想对中国也如法炮制，却是非常不
切实际的做法。中国人并不认为西方的文化准则是优越而值得模仿的。
1992年3 月的一个晚上，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个晚宴上问我，中国
是否会民主化，像西方国家一样尊重人权。坐在施密特旁边的芝听到了要12亿中国
人（其中有30％目不识丁）投票选举国家主席的想法，忍俊不禁。施密特注意到，
她这个不假思索的反应，显示了这种想法的荒诞性。我回答说，中国4000多年的历
史，是不同朝代的帝王更迭，间中历经无政府状态、外强侵占时期以及军阀和独裁
者统治的历史。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以计算人头而非以砍断人头治国的政
府。要蜕变发展成为代议制政府，总也该有个渐进的过程。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都是前殖民地，历经数十年没有选举没有民主的殖民统治后，才接受前统治者现成
的一套民主宪法。但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却
花了整整n 年才告形成。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
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
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
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
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
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
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
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
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台湾则是会场里频频上演铁公鸡，街头也一再
发生殴斗事件。这种种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民族终究会形成
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习俗与文化的政府。
1994年，就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人踌躇满志之际，美国企图让海地在一夜之
间民主化，重新扶植已被拉下台的民选总统。5 年后，美国人悄然退出海地，私下
承认失败。美国作家沙可基司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质问道：“究竟是哪儿出了差
错？暂且不论海地领导层有多大的过失，华盛顿的决策人应该知道强行民主化会有
多大的风险。海地民主不足月早产，它不可能在没有真正多党制度的情况下继续生
存。多党制度不可能在没有稳固0 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里建立起来。中产阶级要形成，
不能少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要存在，不能少了强大贤明、有能
力率领国家走出谷底的可靠领导人。”美国政府不曾公开承认失败并表明失败的原
因，因此，同样的错误仍会继续上演。我曾经于1992年3 月在同一个交流会上向施
密特强调，人权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科技把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带进世界村，大家
都在电视上见证了同一暴行的上演。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期望得到他国的尊
重和崇敬，各国就非得逐渐改变有损形象和名声的行为不可。施密特过后再到中国
时，我发现他竭力要求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标准，而不是民主。后来，他在
德国报刊《时代周刊》撰文说，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西
方可以在人权问题上施压，要求中国在这方面达到更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标准。
美国、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对亚洲的民主与人权这么感兴趣，焦点并不在台
湾地区、韩国、香港或新加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美国要
这些东亚之“虎”成为中国的榜样，让中国看看这些自由社会正因为拥有民主的政
治体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
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
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
进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
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的问题，成了中美之间在人权和民主课题上争论的
焦点。美国可以通过香港在经济上制衡中国，香港同中国分治的情况一旦无法令美
国满意，它就会切断香港的个别出口限额和其他优惠。香港的600 万人口并不能左
右美国或世界的命运，但是中国12亿人民的命运（到2030年还可能增加到15亿）将
对世界的势力均衡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同中国牵扯上香港的“民主”问题，着眼
点不在于香港的前程，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美国自由
派分子批评新加坡，也并不因为他们关心300 万新加坡人口的民主与人权，而是因
为他们认为，我们给中国树立了错误的榜样。
从1993年至1997年，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出现剧变。这是1996年3 月台湾海峡
危机引发的后果。中国当时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美国随即派遣两艘航空母舰
到台湾东部水域作为回应。两岸的对峙局面迫使中美重新检讨双方的立场，两国关
系在双方的高层防务官员经过几轮深人密谈后，才稳定下来。江泽民主席1997年10
月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了成果。克林顿总统1998年6 月到北京回访，对江
主席同意回应华盛顿的做法，允许记者会现场转播，大感意外。在结束对华访问后
途经香港时，克林顿形容江泽民主席“是个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备的，
是对历史的这一刻极其重要的素质：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深具远见，能勾画出一
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
可是不过短短几个月内，中美关系又再急转直下。负责调查核导弹秘密失窃事
件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了考克斯报告书，指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考克斯报
告书内容泄漏，在美国国会掀起强烈的反华情绪，致使克林顿无法在1999年4 月中
国总理朱镕基到华盛顿访问时，抓紧时机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协议。
不到两个星期后，美国在5 月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
中美关系跌人谷底。一边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可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