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
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
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 次到新加坡访
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
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
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们在1980年4 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
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
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
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
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
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
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
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
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
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
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
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
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
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
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
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
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
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 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
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
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
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
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
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
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
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
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
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
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 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
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
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
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
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
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
到访惶。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
过渡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
验，汲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
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
哀。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
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
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二
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
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
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
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
相反，明智得多。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军事
力量支配另一个国家。说这话时他看来镇定、冷静而诚恳。他说，苏联正忙于改革，
面对棘手的抉择问题，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如何抉择，做出抉择之后
又该怎么进行。苏联曾在1917年尝试推行改革，结果却不如所料。现在他要试着从
头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他也很珍惜两国双边关系
的发展。
我说，苏联的改革能在那么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简直是个奇迹。如果能在没有
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度过今后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对他不
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敬意，否则这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他回答说，任何国
家无论处在经济或文化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说不上谁是第一等，谁是第二等，因
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
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0 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
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
瓦解，正中敌人下怀。戈尔巴乔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
举中，只有不到1 ％的人投他一票。中国人，不管是领袖0 还是普通老百姓，没多
少个会同情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眼中，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瓦解了苏维埃帝国，这
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乐于看到的结局。
苏联瓦解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毕竟我们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不多。第一次有迹
象显示苏联的制度濒临崩溃，是他们的捕鱼船队抵达的时间不定，也没有规律。渔
船船长纷纷到其他地方卖鱼，有时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员的酬劳以及收费比新加坡
船坞低廉的修船厂的修船费。莫斯科的中央集权也守不住了。他们的航空公司“苏
联航空”也陷人类似的困境，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飞机的燃油费，还得向新加坡的
莫斯科银行乞讨小额现金，才付得起燃油费飞回莫斯科。
尽管混乱的局势不断恶化，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满载苏联旅
客，前来选购电器用品，东西一过了莫斯科关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几倍的价格卖
出去。对这些搞贸易的个体户来说，新加坡之旅还真是有利可图的一门生意。渐渐
地，来的苏联女子比男子还多。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她们仅需自备机票和从机场到
酒店的的士费，自有男顾客在酒店里等着为她们提供购买电器用品的一切费用，让
她们在短期逗留后带着回国。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是个正人君子，他不同意这种做
法，亲自到苏联内政部去，要求当局别再发出护照给这些妇女。但是这些深具生意
头脑的年轻苏联女郎还是源源而来。
回想1970年9 月到苏联访问，在黑海的度假别墅同柯西金总理会面的情景，当
年的苏联领导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未来胜券在握、踌躇满志。眼看这么一个
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清朝最后
的数十年，中国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是俄罗斯仍然拥有一个最强大的
威慑力量——核子武器，它能轻易吓阻任何想趁机摧毁它的掠夺者。谁若是以为俄
罗斯民族强盛不复，也许都不应该忘了这个民族即使在一个苟延残喘的中央计划经
济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学家、国际象棋大师和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冠军。俄罗斯民族可不会像苏联官僚那样，甘于就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27、同美国打交道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
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
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
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1965年8 月底，新马分家创伤未平，我又得突然面对一个个人问题。芝的健康
出了问题，需要动手术。她的医生，妇科专家薛尔斯，推荐了这个领域中一位最优
秀的美国专科医生。我设法要把这位医生请来，却说不动他。他要到瑞士办点事，
要求芝到那儿去。我向美国总领事求助，通过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忙。他们不置可否，
不是帮不上忙，就是不愿帮忙。我找英国人，要求薛尔斯推荐的一位最出色的英国
专科医生飞来新加坡，这位医生立刻答应飞过来，对我在没法离开新加坡的情况下，
不想让芝独自到外国求医表示体谅。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
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英国人的了解来得深。
我感觉愤怒，情绪紧张。几天后，在电视上接受外国通讯员的访问时，我猛烈
炮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不愿意协助说服国内的专科医生到新加坡来，为我至亲的
人提供治疗，我表示不满，并第一次公开披露4 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派遣特
务企图贿赂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
事发时是1961年。中央情报局答应给这名官员非常优厚的薪酬，保证万一他的
行动被揭露或者惹上麻烦时，当局会把他和家人弄到美国去，他的前途会得到保障。
整套建议是如此吸引人，叫这名官员足足想了3 天，才决定必须向上司柯里顿禀报。
柯里顿马上向我报告，我下令设下圈套。他们照我的话去做，结果把3 名美国人逮
捕归案。事发时3 名美国人聚集在柑林路一间公寓内，正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政
治部官员是否诚实，就在这个时候被逮个正着。其中一人是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
人员，声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另外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一人派驻曼谷，
一人派驻吉隆坡。我们搜集到的证据足以判两人12年徒刑。美国总领事完全不知情，
在事后引咎辞职。
在同吴庆瑞、杜进才、拉贾拉南和王邦文讨论后，我通过英国专员薛尔克勋爵
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肯付1 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供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意
释放肇事者，也不会把他们的愚蠢行径公之于世。美方提出付给100 万美元，对象
却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动党。这种严重的侮辱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太习
惯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买和出卖太多的领袖了，以致他们以为这个方法到处都行
得通。我们在1961年4 月的一个晚上逮捕了这3 名美国人之后，不得不释放享有外
交豁免权的那一个；对其余两人，我们在紧急法令下发出了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
薛尔克勋爵再三敦促下，我们在一个月后把他们放了，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我们希
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