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开支的行动必须在今夏宣布的防务政策架构内进行。让我告诉财长阁下，削减防
务开支并不意味着会加速撤军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国的军队。”
我写信给希利，感谢他做出保证。可是我错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尔逊首
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威尔逊也说，
“不能把任何开支领域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
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
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
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
伯勒的承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最后一批英军在70年代中期离开基地的时候，我
们会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尔逊正陷入他领导的
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没时间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们忠心耿耿。
他没有回信，却派共和联邦关系部长乔治。汤姆森于1968年1 月9 日来见我。
汤姆森满怀歉意，进行辩解。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
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军将留在欧洲，不过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协助欧洲以外的盟友。我问起希利所说的
在新加坡的两栖作战能力。有关计划会取消，1971年以后海军不会驻扎在东南亚。
我问，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决定有多坚决？汤姆森说很坚决，虽然他们会考虑共和
联邦伙伴的看法。汤姆森的态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们。威尔逊付托给他的是一
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为了减轻打击，威尔逊邀我到英国首相别邸契克斯别墅会谈。
对于曾经郑重做出的保证，英国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说，
我们也可以最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利益，通过从伦敦提出英镑储备的方式保护新加坡
的储备。尽管如此，我决定到伦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别墅会见威尔逊。
后来，威尔逊把会谈地点改到唐宁街10号，日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 点30分
当我抵达的时候，他的三位高级部长希利（国防）、布朗（外交）和汤姆森（共和
联邦关系）已经在场。威尔逊说，内阁已经同意，在我会见他之前不做最后的决定。
这使事情还有点希望。
我说，宣布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军从亚洲大陆撤出，将会动摇投资者，特别
是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恢复信心，新加坡必须花费
大笔军备开支，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防力量。我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在新加坡有价值
不菲的房地产，那就是住房和营房，总值超过5500万英镑。撤军分三年进行的话，
在公开市场可能卖不到一半的价钱。
威尔逊强调说，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经告诉我，撤军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理由，
改变不了。对1971年3 月这个期限的决定，内阁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在场的部长
代表了内阁的意见。他渴望讨论援助的问题，因为援助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问
题。我表示，我关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新加坡对投资
的需要比对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后来威尔逊让希利来提出提前撤军的论点，自己则坐下来抽烟斗，摆出同情的
姿态。从威尔逊的身势语言看来，我知道要他遵照原来的保证，把撤军延迟到70年
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国部长都同情我的处境，对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长布朗。记得1966年跟
他在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会面时，他极力主张英军撤出新加坡，如今他
主动问我需要多少时间，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 月31日这个日期。多年
之后布朗告诉我，美国约翰逊总统相信在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时候，美军取代不
了在阿拉伯海湾和新加坡的英军，而英国在政治上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
晚上七点左右，取代卡拉汉的新财长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个性质相似的课
题，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情况跟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还算不错，英国的情形却
相当严重。他引用英国和新加坡的储备数字，说明英国的人均储备比新加坡少。他
批评新加坡政府把财政盈余投资在别的地方，而且没有通知英国政府。他采取的是
进攻的姿态。新加坡从没提取任何英镑储备，却从未保证财政盈余要以英镑储存。
我们并未尽力帮助英国，因此现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别的考虑。这点他占了上风。
我们一边用晚餐一边谈，无节制地喝着詹金斯喜爱的法国红酒，不断重复着各
自的论点。经过五个半小时，讨论在晚上10点50分结束。威尔逊总结了谈判结果。
英国政府同意必须协助维持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却强调除非跟其他共和联邦
国家建立范围更广的区域防务协议架构，否则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
进一步详细探讨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购买军事配备的事情迅
速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将在不背离英国的最重要目标（到1971年全面撤军）的前提
下，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新加坡维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英国的
忠告。
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 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议院宣布，驻扎在苏伊士运
河以东的英军将在1971年撤走，却把最后撤退的日期从1971年3 月挪后到1971年12
月。九个月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英国大选必须在1971年12月之前举行。换句话说，
他们决定了，撤退的最后日期要么由新的工党政府确认，要么由保守党政府推迟。
我应该对工党的这种让步感到满意。报道希利讲话的防务通讯员指出，希利留
下了这个回旋的余地。我的伦敦之行没白跑。
但是威尔逊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辩论过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场
》的诗句：“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在1968年1 月的那五天里，我在伦敦尽力争取延长英军的驻留期限。除了跟威
尔逊讨论之外，我也游说保守党领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麦克劳德谈。他们
非常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场，如果掌权的话，他们愿意驻留更长
的时间，不提出撤退的日期。这就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英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大
量报道了我的消息。我诉诸情理，而不是宣泄愤懑，这牵动了英国人民的心，使他
们觉得双方长久和有利的关系，不应该草草结束，从而损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尽
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
“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光彩的行径。”
我认为发脾气不管用。我的其他同僚，像拉贾拉南、杜进才。韩瑞生等人都大
失所望，而且担心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会因而蒙受不良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责骂
英国人。气话会惹恼英国的部长，也会激怒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他们毕竟是忠于
国家的英国人。我需要英国方面的善意和合作，以便尽量减少撤军过程的摩擦，加
强善意，以免发生像法国人在60年代对付几内亚（西非）一样的事情。法军在离开
时，把军事工场的设备都拆个精光。
事态的突然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经济问题会增加，失业人数也会增加。
由于需要建立一支空军部队，我们的防务问题已经变得更艰巨。如何从零开始
建立空军部队，到1971年底有一中队的战斗机能够作战？为了购买霍克猎人型战斗
机，我们第二次跟希利见面，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会协助我们加强操作
战斗机的能力。这和不到两年前的1966年10月，我们第一次向他提出时的反应截然
不同。
当时，他对我们摇指头，指我们心怀不轨。
对于新加坡的前途，英国媒体都很同情，但却表示悲观。没了英国军队的开销，
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20％左右，而少了英军的防卫，新加坡的未来发发可
危。《每日镜报》报系主席塞西尔。金出席了我在1 月返回新加坡之后的记者会，
他告诉我的新闻秘书阿历佐西说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但是情况看来无望。失业率高
加上英军撤退后没有安全感，新加坡的经济必定会走下坡。对新加坡前景抱着悲观
态度的，不只塞西尔。金一人。
为填补英马联防协议终止所形成的真空；英国提议建立以咨询为主而没有约束
力和防务义务的五国联防系统。我知道澳大利亚人的顾虑，印尼可能会误以为五国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要联手对付他们。1968年2 月，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哈斯勒克在新加坡告诉我，澳大利亚会一直维持原来的军力直
到1971年底，之后他的政府就难以做出任何保证。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会跟英国
一起撤退。我强调，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认识到，西方盟国无意在1971年以后在
这个地带留下军力真空，而任由苏联或中国或任何人来填上。哈斯勒克强调，澳大
利亚在策划防务安排时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就是新马合作关系。对此，我促请他放
心，因为马来西亚遭受任何侵略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但与此同时，我鼓励他
向马来西亚表明，它跟澳大利亚签署任何双边协议时都不应把新加坡排除在外。我
向他追述，1967年12月敦拉扎克和我虽然乘搭同一班机前往墨尔本出席霍尔特总理
的追悼会，但在整个旅途中他却完全当我不存在。后来敦拉扎克向在约翰。戈顿接
任之前担任澳大利亚代总理的副总理麦尤恩提出想要签订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双
边协议，被后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是，敦拉扎克立即变得和气通达，在飞机上
花了三个小时跟我讨论了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问题。从此以后，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在防务上的双边关系便大大地改善了。
实际上，敦拉扎克在1968年3 月告诉林金山和吴庆瑞，我们两国的安全问题是
分不开的，而马来西亚也负担不起巨大的军事开支。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
最容易被偷袭，所以应该着重加强空防能力，拥有长海岸线的马来西亚则应该集中
发展海军力量。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相辅相成，互补不足。他说：“我们代表两
个不同的领土，双方是平等对话。可以达成协议的，我们就携手合作。谈不拢的，
就暂搁一旁。”
1969年5 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事件，接着马来西亚国会中止后不久，敦拉扎
克代表马来西亚到堪培拉出席五国联防总理会议，以讨论英军在1971年撤走之后的
防务安排。会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常任秘书通知我们戈顿总理不会出席会议。负
责外交事务的常任秘书在私下会谈中对我说，戈顿怀疑马来西亚政府有能力控制当
时的局面，并认为更多的种族麻烦会接踵而来，而新加坡将会被“卷人”这场争端
之中。戈顿对马来西亚已完全失去信心，他不愿意跟马来西亚有任何的防务合作。
英国人要撤出本区域已使澳大利亚人非常不快，他们不要再负起防卫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的责任。戈顿预见要是澳大利亚再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做出新的防务承诺，
大祸就会临头，他担心选民会有不良的反应。
然而戈顿却在最后一刻出现为会议主持开幕式，但是在致词后就离席。他强调
有必要维持本地区的种族和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必要表明两国的防务是不可
分割的。敦拉扎克和在场的马来西亚官员的脸部表情显示他们极度沮丧。
当晚，我到敦拉扎克的酒店客房跟他会谈。我决定把歧见抛在一旁，全力支持
他所争取的，即1971年以后，五国联防防务安排的司令官应对五国联防的代表负责，
而不是如澳大利亚所提议的，只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负责。敦拉扎克顿时振作起来。
会议接近尾声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弗里斯澄清说，如果马来西亚遭受攻击，
他们可以派遣澳大利亚军队到东马或西马去。
英国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保守党大表震惊。197 年1 月，希思以英国反对党
领袖的身分访问新加坡。在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