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之歌》有这段记载。“甘地夫人在叨年的选举中败北，但于1980年重新掌权。我
于1980年9 月在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见到她时，她已失去些许干劲。
印度的基本政策上不了轨道，同苏联结盟更堵住一切跟欧美紧密合作的切人点。加
上效率低的国有企业支配整个体系，私人企业又不多，外来投资也很少，印度的经
济因此停滞不前。纵然有任何成就，增加速度比中国还快的印度的庞大人口也会把
它消耗殆尽。
1980年，印度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植的政权，纵容越南占领柬埔寨，从此以后
新印两国在国际会议上成了对头。在这个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举足轻重的课题上，
我们立场相左。同年9 月，在新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甘地夫人以主
席身分在致开幕词时，否定了对跨国界武装干预加以谴责的作用，认为这样做无济
于事。我从容地提出相反的看法：越南和苏联分别占领柬埔寨和阿富汗，这是在联
合国宪章的架构以外制订合理干预的新原则，为公开武装干预开了先例。新印两国
官员为草拟公报争辩得没完没了，最终达成协议的草稿避免提到苏联或越南是侵略
者，但总算发出了以政治方案捍卫阿富汗和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的呼吁。甘地夫人
在闭幕词中答应，印度将尽自己的本分规劝莫斯科人撤离阿富汗。至于柬埔寨，印
度承认当地的政权，因为它控制了柬埔寨所有主要地区——这是“承认（政权）所
普遍根据的准则之一”。
甘地夫人致函邀请我出席第七届不结盟运动峰会，预定1983年3 月在德里举行，
我回拒了，并写道：“在争取真正的团结之际，不结盟运动不能漠视近来所发生的
违背国家独立、完整和自主的基本原则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它的成员国的事件……”
不过，稍后于同年＊月，我还是出席了在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是全体会议，不是区域会议。我们两人再度为柬埔寨事件发生争论。虽然争执了
几口，但是由于我们交往已久，私人交情又好，因而彼此不怀敌意。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
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
还坚毅冷酷。她有一张俊俏的脸，一个鹰钩型鼻子和一头整齐帅气的发型，额头上
一大络白发跟乌亮的黑发往后梳理。她总是穿着莎丽，打扮高雅。在社交谈话中，
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俏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
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她不像她的父亲。尼赫鲁有满脑
子的构思，经过反复琢磨的构思——宗教和国家职能分离论、多元文化论、效法苏
联的重型工业带动国家快速工业化论等等。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一位思想家。
甘地夫人被暗杀甘地夫人是一个讲求实际和实干的人，基本上只关心权力的机
制——如何掌权和用权。她多年的执政生涯夹着悲哀的一章，也就是乖离了政教分
离的做法，并在试图赢得讲印地语的印度教徒的选票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使印
度教沙文主义浮现，让它变成印度政治的一股合法势力。这种做法后来导致印度教
和伊斯兰教的暴动再度爆发，古老的阿约提亚伊斯兰教堂被烧毁，印度沙文主义印
度人民党在1996年冒起，成为国会中惟一的多数党。1998年，印度人民党再度称霸
国会。甘地夫人在印度统一受到威胁时表现得最为强硬。她下令印度军队开进阿姆
利恻的锡克圣庙，结果引起锡克教徒的公愤。看到新加坡锡克教徒那种怒火中烧的
程度，我心里想，这简直是政治上的大灾难：她亵读了锡克教最深处的圣所，却无
动于衷，心里只关心国家的权柄，并决心保全这一权柄。为此她赔上了性命，在1984
年被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
新印两国在柬埔寨政策上的分歧使我一直避开印度，直到1988年3 月，我才尝
试跟甘地夫人的儿子，已经当上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建立联系。他的副外长纳特瓦
尔星陪着他一一个头脑敏锐，善于阐明印度的微妙立场的人。拉吉夫提到美国应该
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停止经济制裁行动，因为他相信越南有意撤出柬埔寨，转而
致力于经济建设。跟我们一样，他知道越南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我回答
说，越南必须为占领柬埔寨付出代价，但是我希望十年后将出现一个不同的越南—
—一个可以跟新加坡合作并受欢迎的经济伙伴。一旦柬埔寨的麻烦解决阿，印度和
新加坡将重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拉吉夫身不由己会谈结束后，拉吉夫。甘地和他的夫人苏妮亚私下招待我和芝
到他们家里吃午餐。拉吉夫是个政治新手，却被卷人危机四。伏的政治旋涡。由于
他母亲是在自己家中被暗杀的，因此，他周遭保安森严，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他
说，他心情非常压抑，但已学会适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航空公司机师的影子，
有着直接的世界观。在我们的讨论中，他频频依赖纳特瓦尔星从旁指引。我在想，
是谁在印度的政治道路上给他指引？但是可以肯定会有许多人想牵住他的手往自己
的方向走。
只有用心良苦的总理才会派遣军队到斯里兰卡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他
们是1000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后裔，同印度的泰米尔人不一样。印军血洒
斯里兰卡，而后撤退，战事却没有停止。1991年，一名贾夫纳泰米尔少女在马德拉
斯附近的选举集会上挨身靠近拉吉夫，假装要给他戴上花串，结果引爆炸弹跟他同
归于尽。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他的用意自始至终都是好的。
1992年，纳拉辛哈。劳巫的少数国大党政府被迫彻底改变印度的经济政策，以
符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取援助的条件。在1992年的雅加达不结盟运动会议上，
劳巫认识了我们的总理吴作栋之后，跟吴作栋相处愉快，并说服吴作栋带领一个新
加坡商人代表团到印度访问。他的财政部长曼莫汉星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来新
加坡向我简述印度政策上的改变，并尝试吸引新加坡人前往印度投资。两位部长对
于如何改善印度经济增长的问题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问题是，反对党
对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外来贸易和投资采取排斥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反对势力，
怎样把事情办好呢？
1994年9 月，劳巫到新加坡来访问。他跟我讨论印度开放的问题。我说，最大
的障碍是印度的公务员一直认为外国人旨在剥削印度，所以理应加以阻止。如果他
要外资源源流人印度，就像中国那样，他们必须改变心态，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
的工作是促进，不是管制投资者的活动。他邀请我到印度跟他的同僚和高级公务员
一起举行各抒己见的献策会。
1996年1 月，我访问德里，在印度国际中心就阻碍印度攀上经济增长更高峰的
课题，向劳巫的公务员和当地三大总商会怕商人发表谈话。在另一次单独会谈中，
劳巫承认，印度人自古以来就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这使他难以推行
进一步的改革。他注人大笔资金造福人民，却被反对党指为出卖国家，典当国家的
资产。他特别指出两个社会问题：印度的公共住房因为资金缺乏而供应缓慢，生育
率却居高不下。他要吴作栋总理在住房计划上协助他。我必须向他泼冷水，让他不
要寄望过高，不要因为我们的房屋计划成功，就认定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新加坡可以为印度策划，但是他们必须自己筹集资源来落实计划。我在80年代见到
劳巫的时候，他在甘地夫人的政府班子里担任外长。他属于独立斗争的一代，年近
80，即将退休。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竞选期间遇害后，国大党同意推选他为群龙
之首。同情票让他的政党获得最多议席一一尽管还是达不到绝大多数。劳巫成了总
理，并在五年任期的头两年，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但他已经不是精力旺盛，
追求着自己理想的年轻小伙子了。开放印度经济的推动力来自他的财长曼莫汉星。
使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财长是搞中央计划经济起家的。劳巫没有那种说
服印度人民支持这些改革，不要理会反对党种种阻挠的信念。
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却快速的印度近期内不可能成为富国。它必须先解决
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后才能在东南亚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度若变得富强些，
并协助维持东南亚在印度洋一带的和平与稳定，那将对东盟有利。
印度在各个学术领域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基于种种因素，它让英国遗留
下来的高水平降低了。他们现在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
入名校或顶尖大学，谁被录取担任专业职位，谁又将加入印度公务员的行列。学生
考试作弊肆无忌惮。大学把固定的学额分配给它们的州议员，议员再把学额分给或
卖给他们的选民。
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
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服务行列。我在60年代访问印度时，有
一回下榻印度总统府。一天早晨，两名曾经属于原来的印度公务部门而非印度行政
服务部门的官员，在我打高尔夫球之前前来同我共进早餐。印度文官制度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印度行政官制度。这两个人叫我佩服。其中一人向我解释，数百名印度文
官如何在英属印度时代管理4。5 亿印度人，而且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以怀旧的口吻
追述获选的印度文官素质优越，并感叹曾经只以英文进行的录用考试，现在却以英
文或印地文两种语文进行。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
员之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一个曾经出类拔革的公共服务部门就这样水准逐渐下滑，现在又处于社会和经
济革命的动荡时期，生活水平因此下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具有一
定的优雅水平，海陆空三军的将领级人物，还有印度公务部门的高级人员都打高尔
夫球。在60和70年代的印度，他们买不到好的高尔夫球，因为禁止进口。我记得有
一回出游到德里高尔夫球俱乐部，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事先提议，让我带几
盒高尔夫球去分给俱乐部的委员。当地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公务员拆开盒子，一人抓
一把高尔夫球塞进自己的高尔夫球袋的那种情景，叫人看了丧气。
高尔夫球委实十分珍贵，足以让球童冲人任何一栋房子、任何一片深草区去把
它找出来。1965年，有一回我在前孟买皇家高尔夫球场把球打进了贫民窟，球掉落
在锌板屋顶上的响声清楚可闻。我的球童冲了过去，我以为他是去查看谁受了伤。
但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小男孩拿着球走出来，并非要投诉我们害他受伤，而是要
跟我们讲价钱卖球。看到球童们把断裂的塑料或木制球座收集起来，削尖座底后重
新用来垫起其他球员的球同样让我觉得难过。在更衣室里，男仆给客人穿脱鞋袜。
人浮于事的情况太严重了。
或许一切错在制度。印度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实行国家计划和管制，换来的却是
拖累国家发展的官僚作风和贪污风气。当初若推行下放制度，更多像班加罗尔和孟
买那样的中心，就有机会崛起并繁荣发展。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等级制度，
这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宿敌——每个等级都要求在每一个机构里占有一院的位置，不
管是印度行政官的录用或是大学的学额。第三个原旧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永无休
止的冲突和战争，使双方都更咖穷困。
60年代，我走访的德里是一个宽敞的大城市，四处空旷，没有污染也没有比比
皆是的贫民窟。90年代的德里环境一团糟。那是1 月份，空气中弥漫着发电厂和住
家烧煤散发出来的烟雾，臭气熏天。贫民窟比比皆是。保安方面他们安排一整连的
军队守在我下榻的喜来登酒店前面。街道堵塞，水泄不通，德里再也不是昔日那个
令人感觉宽敞的首都了。在1996年选举中劳巫的国大党败下阵来。13个政党，包括
几个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组成政府，以便把印度教徒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踢出局。
印度的民主已经脱离世俗的基础，经济开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