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业家投资在英国，特别是旅游业。新加坡一家大公
司在英国购买了连锁旅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买人另一个拥有超过100 家酒店
的集团公司。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制造了许多问题，我们对英国的旅游市
场依然充满信心。新加坡和欧洲的主要联系仍然是伦敦，每天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
航班比飞往欧洲其他首都的班次多。
1968年当英国宣布将撤走它的军队时，悲观的文章不少。其中《伦敦新闻画报
》月刊把这种情形同古罗马军团撤离英国，黑暗时代降临欧洲相提并论。但是这样
的比喻并不正确。同殖民地时期比较，现代通讯和交通设施把更多英国人带来新加
坡。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社群仅次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也有更多的英国
学校，为一万多个在这里落户的英国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数以百计的英国人自发
到新加坡来工作，当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享有的不再是外客的工作条件，
住的不再是高尚住宅区，而是跟本地人一样，住同一类房子。新加坡的薪酬已经达
到英国的水平。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英国银行和金
融机构纷纷到新加坡来开设分行。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
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
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
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
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
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
场面使人缅怀过去。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
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而1939年9 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
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
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
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
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
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
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
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
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
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
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
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
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
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
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
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
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
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
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
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
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
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
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旦对某项
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
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
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
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
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
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
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
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
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 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
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
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
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
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
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
主义的立场。1977年4 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
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 月的共和联邦会议上向英国领袖
提出双边课题。我说，双边纠纷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银禧纪念庆典上提出，不过，
我抗议英国说服德国促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阻止由新加坡制造的袖珍型计算机和黑白
电视机进口，而且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我指出，我们的袖珍型计算机是利用了美
国高科技制造的精密产品，远胜英国技术。停止从新加坡进口这些产品意味着英国
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购买同样的货品。至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制造的黑
白电视机，情况也一样。后来，英国撤销了贸易壁垒，因为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保
不了英国人的饭碗。
卡拉汉曾经问我：“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像蚂蚁般地工作，拼命增
加出口量，却从不进口产品。”他对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见，日本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不人道行为加深了这种看法。他不了解他们。跟后来的撒切尔夫人不
同，他不以为引进日本投资能使英国重振工业。他对非洲、印度和共和联邦的其他
成员更憾兴趣。他的世界观局限于君王和帝国。在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举行期间，
他给足机会让非洲领袖畅所欲言，特别是针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发表意
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
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
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
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
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
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
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
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
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
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
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
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 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
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
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 月，她
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
理想。1980年7 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
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
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
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
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
年3 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
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 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
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
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
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
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
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
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
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
平庸。”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
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
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
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
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
：“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
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
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 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