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
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可是到了10月底，
事态发展似乎渐趋平息。马利克公开警告，切断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对印尼有害无
益。他针对印尼海港设施条件恶劣的情况说：“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
接着又表示不希望这场争执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的和谐，担心印尼的国际形象
会受到打击。此后，印尼局部解除了航运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销。11
月底，印尼国会一个3 人代表团奉命到新加坡访问，务必使两国“冰释前嫌，既往
不咎”。
两国关系解冻得非常缓慢。1970年7 月，我们委派李炯才出任驻雅加达大使。
朋友之间称他为KC的李炯才，语言能力很强，印尼话说得很流利，对印尼文化艺术
也有浓厚兴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与苏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级将领打交道。
他们都想多了解新加坡，并发现李炯才是个友善而交游广阔的中介人。慢慢地，他
和这些将领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同年9 月，我跟苏哈托在卢萨卡不结盟高峰会议上初次碰面。过后我到他下榻
的别墅拜访，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先说些轻松打趣的话，然后讨论就柬埔寨局势和
越南问题所该采取的立场。他征求我对美国介人越南事务的看法，耐心聆听我的分
析。我说，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
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
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
些不谋而合的见解。作为开端，这半小时的短暂会晤还算不错。
1971年4 月，苏位诺。胡马丹尼少将来新加坡同我会面，这可是一大进展。他
相信超自然现象，是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
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
才做出决定。我和胡马丹尼用印尼语交谈了一个小时，虽未涉及什么重要课题，但
是替将军做笔记的助手告诉李炯才，将军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我为人
“强悍、势利又傲慢”，结果发现我其实是个“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 月，就在胡马丹尼访新一年后，印尼国家安全局局长苏米特罗中将，
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静悄悄地前来进行私下访问，印尼驻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
不希望印尼外交部获悉自己为总统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苏米特罗开门见山地用英
语和我交谈，表明苏哈托希望确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0 而且要听我
亲口说出来。
他阐明印尼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认为其控制权应该归沿岸国家所有。我说，
几个世纪来它都属于国际水域，也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愿意跟随印尼
和马来西亚，实施国际组织所建议的安全措施。但是任何企图掌管海峡或实施通行
费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同苏联、日本或其他海运大国产生摩擦，这样的情况，新加
坡绝不愿卷人。苏米特罗回答说，印尼将采取措施维护对马六甲海峡的主权，苏联
如果来硬的，印尼将毫不犹豫地以正面对抗。想必是因为我流露了无法被说服的表
情，他再以认真的语气补充说，苏联人大可尝试强占印尼，但他们绝不可能得逞。
一个月后，苏哈托派遣印尼内阁最资深的部长，也是负责国防与治安事务的将领庞
加贝安将军来见我。他是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举
止跟苏哈托总统那种沉默低调的中爪哇人的特色截然不同。他认为印尼浪费了许多
本该用来致力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武装部队的建设如今必须排在国家经济发展之
后。他希望经济上发展较先进的新加坡，可以辅助印尼的需要。我向他保证，印尼
的经济发展符合新加坡的既得利益。印尼在1972年10月邀请吴庆瑞前去访问，因为
他们知道吴庆瑞是我最亲近的同僚。据吴庆瑞观察，我和印尼军方3 名最高将领会
晤后，印尼不再像过去那样疑心重重，加之新加坡情报首长SR纳丹同印尼国家谍报
机构主任苏图波。尤沃诺中将经常接触，印尼发现，对重大课题的看法，新加坡跟
他们一致。一切准备就绪，为我在1973年5 月到印尼访问铺平了道路。整个过程经
过精心筹划。李炯才引述3 名印尼将领的话指出，“真挚的友谊还得逾越一道严重
的心理障碍”。要和苏哈托总统建立真挚的交情，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
正法一事，非得通过某种外交姿态，解决“爪哇人对灵魂，对清白良心的信仰”这
个症结，从而圆满地画上休止符不可。他们建议我到嘉里巴达印尼国家英雄墓地出
席官方安排的献花圈仪式时，向1965年在政变中遭杀害的将军致悼后，也到两名海
军陆战队队员的墓前撒花瓣。李炯才视这个举动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因为印尼
的将领们非常重视这样一种表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新印关系掀新页我在5 月25日一早抵达，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全体仪仗队列
队迎接，接受检阅，礼炮鸣放19响，标志着新印关系就此掀开全新的一页。印尼一
家报章这么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竞如此漫长，李光
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
尼进行正式访问。”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
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双方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公平基础上，同印尼领袖与当地华裔
“主公”（这些“买办”为了获取特许经营权或执照以致富，一味迎合靠山的需求）
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我告诉他，新、印关系的症结在于彼此能不能就长远意向取
得相互的信任。
苏哈托明确地表示，印尼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主权要求，希望争取的
只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领土。他决意专心推动印尼的发展，而非对外扩张。最重要
的是，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
东南亚的。这是我们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他对我的立场深信不疑。
根据我的观察，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
他性格内敛，纵有滔滔辩才，勋章无数，也从未以此哗众取宠，四处炫耀。虽然态
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我欣赏
他，相信彼此可以愉快相处。
一年后，苏哈托在1974年8 月回访。他一抵达机场，我礼尚往来，鸣礼炮21响，
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400 人组成仪仗队列队欢迎，以回应他在雅加达给予我的
隆重礼遇。他这次访新的焦点是，两国将就划定领海海域的协约交换协定书。我跟
他之间的“四眼会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没带任何文件，以印尼语即兴畅谈，
一心要道尽心中的想法，还两次因为接待员奉上茶水蛋糕干扰了会议而面露温色。
“群岛概念”是他最关注的课题。同其他一些岛国一样，印尼把它岛屿之间的水域
都视为领海。对于这点，他认为东盟成员国非得团结一致地给予支持不可。（东盟
即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 月成立于曼谷，成员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就印尼的经济前景和困境，他也做了一番评析。
有关群岛概念，我回应说新加坡最关心的还是航行自由的问题。我们是东南亚
的一员，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必须为自己创造新的经济基础以继续生存。通往美
国、日本、西欧各地的海上命脉航线非维系不可，任何企图阻挠航行自由的障碍，
会把我们彻底摧毁。因此我们愿意支持群岛概念，条件是印尼必须公开声明不违反
关于航行自由的惯例。至于石油或海床上的其他矿物资源，新加坡不会提出任何要
求。
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
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
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
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
此四面楚歌。新加坡纵然有超过75％人口是华人，却始终是东南亚的一员，我绝不
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
第二天，他在印尼驻新大使馆向1000多名印尼侨民发表演讲，在传媒面前，毫
不讳言印尼鉴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正积极到处寻求技术援助和资金，其中包括新加
坡。他公开接受新加坡为平等的独立国，承认我们能为印尼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标
志着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金边和西贡相继沦陷后，我于1975年9 月
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
东南亚似的。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 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
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苏哈托语带失望地说，他早已向敦拉扎克清楚
说明印尼和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验，他也曾经在雅加达向泰国首相克立。巴莫做出
同样的表示，结果克立在1975年6 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
国建交。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
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
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
而合——不做过度的反应以讨好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不像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
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虽然我们最关切的是东盟的安全局势，却同意东盟应该公开强调政经合作，低
调处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私下进行合作，尤其是交换情报。印尼和新加坡应
该巩固各自的优势，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同其他东盟成员国一起进行经济合作。苏
哈托没有谈到东帝汶，印尼在两个星期后占领这个地方。这次会谈很顺利。每逢区
域局势急转直下，新、印总会做出相似的反应。
但是，三个月后，在联合国就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行动进行表决时，因为新加坡
弃权，致使新、印关系第二次出现冷淡期。其他东盟国家都投票支持印尼。我们在
雅加达举行的军人节和国庆日庆祝会，都遭印尼军方领袖抵制。新加坡驻雅加达参
赞向我汇报说，一些印尼将军透露，比起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
苏哈托这回的怒气更盛。
迟至一年后，1976年11月29日，苏哈托到新加坡进行非正式访问，我们俩的私
人交情才重新修好。我告诉他，新加坡实际上并不愿意给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日常
关系设置障碍。我们接受东帝汶作为印尼领土的事实，但是绝不能公开认可印尼的
人侵和占领行动。他接受我的立场。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支持印尼，等于是在我们本
身的安全问题上，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
令他开心的倒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我同意非正式地为他提供新加坡的贸易统
计数字，协助印尼抑制新、印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条件是这些数字不能公开，
谁知他却要公开这些数字。我解释说，两国使用的统计归类法不尽相同，公开发表
这些数据，只会引起传媒和公众的更大误解。苏哈托表示有把握能让印尼媒体服服
帖帖，但他最后总算答应先仔细研究公开发表数据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才决定要
不要这么做。我们接着同意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设立海底电信联系，技术细节交由
两国官员进一步研究。尽管会议进展顺利，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拉欣依萨仍不忘提
出警告说，在印尼领袖和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始终是个华族国家，他们对新加坡的
态度难免跟他们对国内华裔人民的态度纠缠不清。他警告说，印尼国内一旦萌生什
么不满情绪，新加坡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