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名巫统议员也失去议席。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因为马来西亚已变为一个更奉行伊
斯兰教主义的社会造成的。马哈蒂尔之所以在这些地方败下阵来，跟1998年9 月他
开除其副首相和跟随了他17年的门徒安瓦尔有关。当局在三个星期后在内部安全法
令下逮捕安瓦尔，过了两个星期，一只眼睛瘀肿的安瓦尔被控上法庭，他被判贪污
罪名成立，坐牢六年。他还因鸡奸罪名成立，另外被判坐牢九年。两个备受尊敬的
人物反目成仇，令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随着丑陋的呐情—一被揭露，许多马来人
疏离了，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安瓦尔的妻子参选，角逐安瓦尔原来的国会议席，果
然胜出。
马哈蒂尔在公布新内阁名单时透露，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如今他有时间
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实现他要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国家的宏愿。
分家30年后，亲友之间的亲密交往仍然把两地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双方哪
怕有再大的分歧，彼此都很清楚如果毫无节制地相互抨击，两地的多元种族社会赖
以维持的种族和谐，将难逃崩溃瓦解的危险。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都需要各族
相互包容和体谅。再过不久，新马两国都将交由一批更年轻的领导人接班。没有了
过去的领袖之间的私怨夙仇的纠缠，他们当能建立起更务实的工作关系。
16、同印尼化敌为友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
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
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
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
依赖。
1957年印尼分离主义分子搞叛乱，西方军火商随即前来新加坡，向苏门答腊和
苏拉威西的叛乱分子兜售武器。印尼总领事亚蒂库索莫中将在1958年同我会面，当
时我是在野党领袖。对方是一位聪明有礼又活跃的爪哇贵族，总是衣冠楚楚的。我
向他保证，要是我们当政，一定把这些军火商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
大选后，我遵守诺言。亚蒂库索莫于是建议我正式访问雅加达，以巩固新、印关系。
我同意了。
1960年8 月，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被带到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加诺总
统。这里一度是荷兰总督府。苏加诺一身笔挺的米色军服，胸襟上缀满勋章，手持
一根陆军元帅节杖或者说是轻便的手杖。那是雅加达的一个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的早晨，但是总统府里既不放风扇，也不装冷气机，因为苏加诺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看到汗水渗过苏加诺的衬衫湿透了他的上装。我和一起到访的同僚们都穿着西装，
同样汗流浃背。
苏加诺极具领袖魅力，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号召民众的本事叫人五体投地。
1959年2 月的某一天，我从新加坡驾车到福隆港，全程7 个小时。我在上午8 点30
分扭开收音机，听他向爪哇中部数十万名印尼人发表演讲，其间因为车子在行驶，
收音效果时好时坏，因而有大段时间听不到他的讲话。3 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
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
由于这个缘故，我一直渴望亲身和这位伟大的人物见面。西方民主不适合印尼约有
2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苏加诺在讲话，他用的是类似马来语的印尼语。他问：“你
们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 万。”他有一亿人口。“你们有多少车子？”我
说：“大约1 万。”单单雅加达就有5 万辆车子。我感到费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
赞同：论面积，他所领导的国家在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接着，他把他的那
一套“受指导的民主”政治体制搬出来，详细加以阐述。他说印尼人什么都要革新，
包括经济和文化。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他们“不是很适合”。他早在无数次演讲中
提过这一点，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荷兰人没有留下多少训练有素的印
尼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能带动国家向前迈进的机构也寥寥无几。日本占领印尼三
年半，也把印尼仅剩的治国机制都摧毁了。接着是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和荷兰人之间
的战斗，从1945年至1949年断断续续地发生，旧到荷兰最终同意让印尼独立为止。
这个过程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印尼的经济与基础设施。苏加诺执政时期，推行民族
主义经济政策，外国公司都成了国有企业，以致外贸与投资萎缩，这个土地广袤的
共和国因此陷入困境。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
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
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
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当天下午
回到酒店，旧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当时任
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李炯才，帮我买几本印尼语——英语和英语——印尼语词典，每
本售价不到2 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访问团成员把多家书店的词典几乎扫购一空，
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队把我们从雅
加达载送到昔日的荷兰总督避暑胜地茂物，一路上由电单车开路，接着续程到万隆。
从万隆，我们乘总统的双螺旋桨私人专机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专机是苏联政府赠
送的礼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机还大。机舱通道上方的时钟早已停在
那里，动摇了我对苏联科技和印尼保养工作的信心。连总统专机上的时钟都能发生
这种事，引擎零件又会是如何呢？
在离开前，我和未安达总理就贸易与文化事项发表了联合声明。从他在雅加达
机场迎接我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们俩进行过几次会谈。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
于，受过高深教育，脚踏实地，但对国家面对的难题却感到无能为力。每次会谈都
同他谈了很久，有时是用印尼语。有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指出，印尼很幸运，有
极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他哀伤地看着我说：“真主是保佑我
们的，但我们却跟自己作对。”我觉得像他这么坦白又有诚意的人，跟他交往应该
不成问题。离开印尼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会讲马来语，对他来说
比较像个印尼“土生华人”，而不是移民当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当地社会，满口
华族语言的华侨。
然而随着经济每况愈下，苏加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冒险行动。为了维
持他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他委任头脑精明但有机会主义思想的苏班德里约博士
为外交部长。1963年，苏班德里约经常趁过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会晤。马来西亚即
将诞生之际，他开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并排坐在政府大厦办公室的沙
发上，轻拍我的膝盖，然后把手伸向窗口挥了挥说：“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楼大厦，
全是用印尼的钱盖的——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
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纠正这个问题。”所谓“走私”，苏班德里约是指印尼
商人从新加坡出口货物，从而逃税和避开外汇条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
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对于他立志要接管新加
坡，我不敢掉以轻心。
1965年我们独立时，正处于印尼跟新马“对抗”的时期。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
里约以立即承认新加坡为饵，开出会使新加坡冒犯和触怒马来西亚的交换条件，企
图利用新马之间的矛盾，兴风作浪。数周后爆发了9 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
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局势就此出现转机。苏哈托在海陆
空三军和警察部队里都有效忠于他的将领，在这些司令率领的部队支持下，他向占
据总统府和一座无线电与通讯中心的叛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乖乖弃械投降。这
股武装力量所显示的威力，把叛军都吓跑了，政变就这样结束。苏加诺言活权力被
剥夺当时我们并未觉察，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数名印
尼高级将领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害，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
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
力。苏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这出戏，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戏一样。这是一种把
木偶的轮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的表演。这出幕后戏编排得那么谨慎周详，
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犹如抽丝剥茧，以致我们好一阵子都看不出苏加诺的权力已
经逐渐转移到苏哈托身上。这样过了半年多，苏哈托没有立即把总统轰下台，而是
以总统的名义行事来维持门面，暗地里却逐步把大权揽到自己手里，清除苏加诺身
边的亲信，削弱他的地位。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看不出政策有
什么转变。1966年3 月，苏加诺签下一纸总统政令，授权苏哈托将军采取一切必要
步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到这个时候还不敢肯定苏加诺已经出局，他那股足
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2 月，苏哈托才由人民协商会议
正式推选为代总统。
1966年6 月，苏哈托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足以同时结束印尼跟新马之间的对
抗状态，双边关系则还要一段时日才恢复正常。印尼随即在We年6 月和7 月间，派
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然而这个动作主要在于宣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8 月
间我们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回访。直至有了所谓的“1。5 亿元和解”，新印两国才
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们答应初步提供这笔私人商业信贷给印尼贸易商，并允许
印尼国营银行“印尼银行”重新在新加坡开业。我们同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双边贸
易，对方则重新开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只使用。印尼也答应在修订国内法律后，
允许新加坡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承诺迟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实。（那些在
印尼成功开业的新加坡银行却倒霉了。进入1997年，还不到6 年时间，它们就被印
尼金融危机拖累，贷款能否收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迷宫般的政体基本的障碍使新、印关系不容易恢复：政治、安全和经济课题上
的误解，还有领海分界、海上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称为“走私”的
活动，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却完全合法，我们不可能当他们的海关人员。
我们无法完全认清他们，结果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迷宫般的政体。
有好几年时间，新、印外交关系的进展非常缓慢，丝毫谈不上融洽。印尼老爱摆出
一副老大哥的姿态。1968年3 月，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侨民发表演讲时透露，他
已向我做出保证，1971年英国撤军后，印尼会随时准备保护新加坡不受共产党入侵
害。他说：“我们将保护他们（东盟区域的2 亿人口），即使来袭者是成吉思汗。”
马利克在结束访问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用字就比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
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现有联系。”数月后，在1968年10月中旬，
我们吊死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队员，新、印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人于1964年在乌节
路汇丰银行分行门前引爆炸弹，导致3 人丧命，因而被判处死刑。印尼的反应比我
们所预料的激烈。400 名身穿制服的学生，闯入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和大使官邸，
掠夺洗劫一番。使馆外面站岗的印尼军队偏在这个时候自动消失，不知去向。外长
马利克吁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声言不想向新加坡进行报复！要求全面抵制船运和贸
易活动，重新检讨双边关系的呼声此起彼落。对新加坡的电信服务也中断了5 分钟。
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
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