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山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枪击、抢劫和拦截车辆洗劫”的地方。后来答辩人潜
逃到柔佛并公开发表这些话，立即引起马来西亚的抗议浪潮。
马来西亚政府愤怒地要求我收回那一番话并致歉。我毫无保留地表示道歉。他
们却不满意，要我从法庭文件中删除那段文字。我觉得没必要拒绝这么做。我确实
出言不慎，越了界。在一份签了名的声明中，我重复毫无保留的道歉，并表明已指
示律师“把冒犯字眼从记录中删除”。马来西亚内阁开会后宣布接受我的道歉。可
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切断了所有的双边联系，实际上冻结了双边关系。马哈蒂尔也
说新加坡一直要节外生枝。他以铁道地段纷争为例，指新加坡总是为难马来西亚。
一连串的抗议和谴责持续了好几个月，就跟以往一样，他们在抗议高潮时又威胁切
断我们的水供。
自1992年起，我们的海关与移民厅就一再跟马来亚铁道公司和马来西亚移民厅
协商，讨论怎么调整铁道路线，以配合我们在兀兰设置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的事
宜。马哈蒂尔首相在1992年4 月写给吴总理的信上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实际
上，我们觉得两国的检查站都设在兀兰，对双方都更加便利。”然而到了1997年，
马来西亚却来信说他们要继续留在丹戎巴葛。
马来西亚政府在1997年6 月正式致函表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海关、移
民与检疫站全留在丹戎巴葛。新加坡在1997年7 月回复说，马来西亚的海关、移民
与检疫站不能留在丹戎巴葛，因为这将对两国构成运作上的严重问题：这么一来，
乘客会在未离开新加坡国境之前，就先通过他们的检查站进人马来西亚。更甚的是，
马来西亚官员等于是在没有新加坡官员在场授权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境内工作，他们
其实并没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在1998年7 月最后一刻的谈判中，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第一次声称，马来西亚
拥有在丹戎巴葛执行海关、移民和检疫工作的法律权利。我们要他们在三个月内出
示法律文件作为论据。期限到来时，他们要求展延一个半月到1998年12月。
马哈蒂尔首相在纳米比亚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使事件更为棘手。当马来西亚媒
体向他展示较早的报道，显示他的官员已写信和提交文件给我们的官员，同意将马
来西亚的检查站搬迁到兀兰时，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只是由两个官员签署
的国际协议书（指协议要点）是不够分量的。这样的协定必须得到政府首长的同意，
并获得内阁和国会的认可。”（根据马来西亚报章1998年7 月28日的报道）他对法
律的观点很不寻常。马哈蒂尔还补充说，马来西亚不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搬到
兀兰，“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坚持这个立场”。纠纷公开后，新加坡外交部长
贾古玛在1998年7 月国会复会时发表声明，详细叙述两国政府的交锋过程。
老一辈的巫统领袖不会忘记1965年年中，他们对我发动的那一场极尽辱骂恐吓
的炮轰行动。当时，他们因为我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焚烧我的肖像，恫言要逮捕我。那个时候警察和军队都在他们的掌控中。但是我不
曾屈服。后来，他们决定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如今，这一连串的炮火自然已不
再是为了教训我了。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的年轻同僚都知道这些争论
的矛头针对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犹豫不决，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动摇。当
议员在国会提出询问时，吴总理和外长贾古玛阐明了有关铁道地段的事实，包括我
和达因之间的协议以及之后的往来信件的内容。吴总理透露他已告诉马哈蒂尔，协
议要点是份正式文件，他不能修改其中的条款。然而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包括长
期水供，他可以修改协议要点。在接下来的热烈辩论中，年轻一代的议员纷纷挺身
发言阐明立场。社区领袖也清楚表明，对马来西亚这种交友和左右邻居的做法，他
们都不以为然。在交锋期间，我在1998年9 月16日，我75岁生日那天为《李光耀回
忆录》上册主持了首发仪式。仪式举行前两个星期的星期日，新加坡报章开始刊载
我叙述导致新马分家事件的摘要，这又触怒了马来西亚的领袖。这些领袖和当地媒
体猛烈地展开一连串的批评和攻击，说我对他们的经济困境“不敏感”，选择在经
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版回忆录。我也伤害了在60年代叱咤政坛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后
代，尤其是其中两位，敦拉扎克的儿子——教育部长纳吉，以及赛加化阿巴的儿子
——国防部长赛哈密。他们否认我叙述的事件属实。我在一个记者会上回答询问时
说，我所列举的事实都经过查证，所用的字句都经过斟酌，我以我的名义保证所写
的全是事实。两天后，9 月18日，他们的国防部长赛哈密禁止新加坡空军战机飞过
他们的领空，禁令即时生效。马来西亚也决定为难从新加坡空军基地起飞的新加坡
军机，使它们更难飞抵南中国海的训练区。自1965年8 月9 日分家以来，新马关系
反反复复，从没出现根本上的变化。马来西亚要我们分家，只因为我们主张建设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的却是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一个人人平等的多
元种族社会，在1965年无法让巫统领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样
一个社会。那一年5 月，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
个概念。马哈蒂尔的反应很强烈，认为这种想法威胁到他们（马来人）的种族意识，
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本来就被称为“马来人的土地”。两个月后（0999年7 月30日《
海峡时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要是马来西亚被迫实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贤
制度，政府为缩小各种族间贫富差距而推行的进程，就得无疾而终。政府通过新经
济政策，在经商和教育方面为马来人提供援助，如今，很多马来人都担任要职，当
上教授或大学校长。他说：“如果废除新经济政策，我敢肯定，马来人和土著会成
为劳工，无法像现在那样，身居高职……许多土著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将无法
考上大学，没机会成为教授和讲师。”此外，对于马来族学生总爱选修马来文和宗
教学科，避开数理课程，马哈蒂尔也表示遗憾。
马哈蒂尔决意要调整各族之间的经济均衡状况。然而受金融危机袭击时，许多
马来族企业家却身受重创，因为他们都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蓬勃时期过度借贷，
“只有马哈蒂尔有勇气告诉他的马来公民（1999年8 月6 日《海峡时报》）：”过
去，国家浪费了很多资源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训，却没考虑到获得机会的人的能力，
或让他们吸取足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付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尽管
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钱不成正比……我们过去推行的两个政策——
国家经济理事会的政策和新发展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们一把。
现在，我们要培育的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1999年10月，马哈蒂尔呼吁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协助那些在金融风暴过
后身负巨债的土著公司，重建他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土著商人因为对这
一行不熟悉，需要承担巨额贷款，所以损失惨重，迫使其中一些人在绝望之际把公
司卖了给华商……（1999年10月13日《星报》）我们不仅要帮助这些商家，也要培
养一批新的土著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阿请中华工商联合会给予合作。”
（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会长林源德回应道：“我认为这是公平的，作为
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公民，强者应该帮助较弱者。”（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
》）分家的时候，东姑没料到我们会取得成功，他甚至利用三种施压手段要我们听
命于他：军事、经济和水供。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抗衡了军事压力。在经
济方面，我们也超越了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同工业国建立了联系。在水供方面，我
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
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把新马问题形容为“历史包
袱”，其实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历史包袱”，那两国独立了30多年，
彼此的关系早该稳定下来了。然而新马关系的老问题却一再反复出现，追根究底是
双方对解决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风。
新加坡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和平等的社会，人人机会均等，论功行赏，
不分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尽管天然资；源有限，我们却取得成功。我们的政
策也让全体公民受惠，包括马来同胞。我们的中产阶级阵容越来越强大，其中有专
业人士。执行人员和商人等，他们当中包括马来同胞，都培养了顽强的竞争精神，
对自己靠本事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荣。每当我们被评为亚洲最佳航空公司、世界第一
机场、全球第一集装箱海港，这种成就便会一再提醒国人，和谐和唯才是用的多元
种族社会，要比由华族支配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更成功。马来西亚领袖在1965年要
我们脱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结果。
当巫统的党内人士使用“特殊关系”、“历史联系”或“不敏感”等惯用的暗
语时，其实是在暗示新加坡，好歹得对他们毕恭毕敬、千依百顺，不要坚持自己的
合法权利。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部长对新加坡的部长们说，我们不懂得如何应
付巫统领袖，应该像他们一样圆滑，信任他们的马来族领袖。马来族领袖在心情大
好时，会特别慷慨大方。这种看法忽略了双方对各自的选民所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
新加坡人要求他们的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同他国建立伙
伴关系。新马关系仍有起落。
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仍会有起有落。新加坡人必须对这些波动处之
泰然，关系好时无须格外欢喜，关系变僵也无须沮丧。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镇定，有
毅力、有耐心，沉着坚持自己的立场。
马来西亚尝试通过替代进口实行工业化，却并不成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
从跨国公司的投资中取得成功。达国鼓励马哈蒂尔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并吸引外国投资，他改变了政策，取得成果。马哈蒂尔要使马来西亚拥有更优越的
机场和集装箱港口，更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巴生港兴建最
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也在离吉隆坡以南75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特大机场。
马来西亚的努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的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以更精
明的方式运作来提高生产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却突然袭
击本区域所有的国家，货币、股市和房地产的价值一时间灰飞烟灭。但是，危机最
终会消退，经济也将恢复增长。
尽管跟马哈蒂尔有过纠纷，从1981到1990年，在他担任首相期间直至我卸任的
那9 年里，我跟他在解决双边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在位
的12年还多。马哈蒂尔坚定果断，政治上又得到充分支持，这让他足以超越基层的
偏见，以国家利益为先。马来人在他的推动下，告别蒙昧，走上了科技之路。他公
开表明，女医生用笔检查男病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说应该这么做），不是检验病
人的正确方法，这就显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即使安瓦尔事件引发的暴乱把他的不受
欢迎程度推向最高点，然而人民，尤其是华族和印度族在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巫统和
国阵之外，始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教育了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以开放的心态
面向以科技为基础的将来，特别是电脑和互联网，他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正是科技时
代的一大象征。这也旧马来西亚大多数马来人和全体华族与印度族所向往的未来，
他们不要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做法。
我的这种看法却似乎同马来西亚在1999年11月的大选结果背道而驰。马哈蒂尔
领导的国阵在大选中赢得三分之二议席，却让伊斯兰教党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
20多名巫统议员也失去议席。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因为马来西亚已变为一个更奉行伊
斯兰教主义的社会造成的。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