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的医生，也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政治人物。我相信自己让他看清楚了，我对跟他
斗智毫无兴趣，要的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关系。我采取主动进行这次对话，并建立
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这对谁都好。如果让过去的夙怨延续到未来，对两国来说都没
有好处。
1981年12月，马哈蒂尔以首相身分访问新加坡。他已经把半岛马来西亚的时间
调快了半小时，使东西马都属于同一个时区。我告诉他，为了大家方便，新加坡也
会照做。马哈蒂尔心情大好。他说，他不得不教育马来西亚官员，促使他们不再反
对新航开辟摈城航线。随后按城的酒店住满了人，两家航空公司都从合作中得益，
载客量有利可图。他也要求部长和官员向新加坡学习。马来西亚从未有任何其他首
相或部长，公开说过新加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马哈蒂尔可没有这重心理障碍。
他跟所有前任首相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
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在两人单独会谈中，他说柔佛州人民妒忌新加坡，劝我在官员层次上跟他们来
往，协助缓和这种炉忌心。我说，他的外交部不会同意这样的交往。他表示，会让
官员们知道这是他的建议。这是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改变。马哈蒂尔就事论事地说，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作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华人城市感到不满，正如他们对马
来西亚城市里的华人感到不满一样。吉隆坡高层何尝不了解问题所在。
我强调希望建立起健全稳定的关系，使两国的问题不至于被夸大。他要的是公
开坦诚的关系，既公正又平等。他已经下令取消不准出口建筑材料到新加坡的禁令。
尽管未公开宣布，他已知会了柔佛州当局，这是联邦事务，他们不能过问。
接着，我们同官员和部长一起进行讨论。在白礁主权问题上，新加坡百多年来
拥有和管理这个小礁岛，还在岛上建立了霍士堡灯塔，马来西亚则声称白礁主权归
他们所有。马哈蒂尔说，这是双方应当坐下来好好处理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互
换文件，寻求解决方案。我同意他的看法。针对柔佛海峡，他要把水道分界线根据
谷底线固定下来，而不是随着海峡水道的改变而改变。我也同意了。新加坡方面，
我要求马来西亚归还他们所占据的一个军营，希望收购马来亚铁道局在丹戎巴葛火
车站的部分土地，以便扩建高速公路。这些要求他都同意了。晚宴结束后，他称心
如意地再三说道：“几乎所有双边问题都解决了。”我说：“就让我们维持这样的
局面吧。”这第一次会谈感觉很好，双方建立了联系。
不久后，据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报告，马来西亚部长、国会议员和公
务员对新加坡的态度明显地改善了。他们态度更开放，更愿意向新加坡学习，并且
赞扬樟宜机场，希望梳邦机场会有樟宜机场一半那么好。他们到新加坡访问的次数
也增加了，为的是考察新加坡的生产力、城市规划和其他事务。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到吉隆坡拜会马哈蒂尔。跟他单独举行的两小时会
议中，双方从单纯解决双边问题进一步磋商哈作的新领域。针对五国联防和空防系
统一体化，马哈蒂尔说，这能抗衡在越南的苏联基地。我告诉他，新加坡将购买四
架美国EZC 鹰眼空中警报机，以预先获得空袭新加坡的警报。会议结束后，我们一
起向各自的部长和官员简要说明所达成的协议，包括马来西亚重申会遵守1962年水
供协议，每天供应2。5 亿加仑的水给新加坡。这次会议肯定比上一次融洽。马哈蒂
尔对新加坡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我在记者会上说，双方意见一致，想法一样。关
系好转的情况扩大到武装部队，两国军官也开始建立友好的个人联系。在这之前，
两国军队几乎完全没有接触。
可惜缓和期没能持久。对新加坡的反感和忌妒情绪不减，往往诱使马来领袖通
过抨击新加坡哗众取宠，争取马来基层的好感。更糟的是，马来西亚政府重施故技，
再次采取行动损害新加坡的利益。1984年1 月，他们规定，所有离开马来西亚进入
新加坡的载货车辆，一律必须缴付100 林吉特的关税。
两个月后，我在新加坡问马来西亚副首相慕沙希淡，为何他们要采取行动，力
阻日本和美国跨国公司把工厂从新加坡迁移到马来西亚。这些跨国公司已在柔佛州
设立电子装配厂，好把产品送来新加坡进行比较精细的加工。100 林吉特的关税是
个信号，说明马来西亚并不鼓励它们迁厂。慕沙回答说，这其实是一种学习过程。
他相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个增加税收的好方法，不过他们终会发现这个
做法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慕沙无力左右马哈蒂尔的政策。后来，他们非但不取
消这条关税，还为了阻止人们使用新加坡港口而把收费提高到200 林吉特。
同年10月，马来西亚降低好些食品的进口税，这些食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凡是
从原产国直接输人马来西亚的，就可以享有这项优惠。我们通知他们的财政部长达
因，这个行动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例，新加坡必须向关贸协定反映。他过
后修改了政策，豁免通过海运和空运人口货品的进口税，对于通过陆路，比如从长
堤进人的货品，则照抽不误。这个措施显然把矛头指向新加坡。
1986年，新加坡外交部宣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应新加坡总统的邀请，将在
门月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马来西亚立即传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人群拥到新加坡
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外头、各州府，甚至拥到新柔长堤举行集会示威抗议。马来
西亚正式提出抗议。马哈蒂尔的亲信达因财长告诉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邀
请以色列总统访新对马来西亚和穆斯林而言是种莫大的侮辱。他说，尽管马哈蒂尔
在国会中表明不干涉他国内政，他私下却非常不高兴。
我要我们的最高专员向他们解释，有关访问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取消的话必会
使新加坡受损。马哈蒂尔在赫尔佐克总统访阳期间再次召回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最高
专员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么好，不过，尚算不上紧张。
每当马来西亚在任何事情上执意一意孤行，即使有关事务0 完全属于我们国内
的权利范围，新马关系就出现紧张。他们要的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小弟弟总
得向老大哥做出让步。如果事情并非至关重要，我们愿意让“老大哥”高兴高兴。
然而，若是牵涉到“小弟弟”须捍卫的合法权利，就如下面要谈的课题——新加坡
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我们就无法妥协。
1987年2 月，当时担任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的显龙在一个选区集会上，
回答了一个有关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会议员面对
马来同胞的质问，为什么武装部队中如空军或装甲部队等敏感要职，总不见马来族
国民服役人员的踪影。内阁决定将内情公开。显龙说，万一发生冲突，新加坡武装
部队不想让任何军人因为对国家的忠诚也许同感情和宗教情结相排斥而陷入进退两
难的境地。我们不希望任响军人觉得自己不是为正义而战，更糟的是，觉得自己不
站在正义的一方。假以时日，当我们的国家认同感逐渐成熟，这个问题就相对地不
那么严重了。马来西亚媒体认为这种说法暗示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敌人，接着便没
完没了地发表文章加以抨击。
马来西亚外长莱士雅了就显龙的演说跟新加坡外长交涉。他说，在这件事情上，
马来西亚原本就是间“玻璃房子”，因为在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和民事服务高层，华
人只占很少数。他指出马华公会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也同意这个做法，因为马来西
亚政策的基础就是由马来人支配。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批评不了新加坡。然而
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却使巫统领袖面对国内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新加坡做出反应，
因为马来青的马来西亚人很难不跟马来裔的新加坡人站在一起。但是，新加坡却从
未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策提出批评。
不久后，在1987年10月，我在温哥华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遇见马哈蒂尔。
他说，他打算跟我合作进行的一切事项都出了问题，从赫尔佐克访新时开始，接着
出现了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问题。然后是1987年4 月，两艘载着4 名新加坡
武装部队人员的突击艇，误入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水域，闯进新加坡对岸一条称为
马来河的小河，徘徊了20分钟。马来西亚提出了口头抗议，怀疑他们在刺探军情。
我为他们所犯的错误道歉，但同时也指出这组人身穿制服，不可能在执行谍报任务。
马哈蒂尔说，由于气氛变得不利，他不能到新加坡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培训几个马
来飞行员，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显示我们绝对信任新加坡的马来人，而且并未把马
来西亚视为敌人。他说，哪个政府不曾言不由衷呢？马来西亚不就经常公开否认马
来西亚武装部队歧视华人吗？他认为新加坡也应该公开否认在武装部队里对马来人
有另一套政策。为了使新马关系良好，他劝我说，新加坡在处理事情时，应该避免
使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马来人的情况感到不满。；无论如何，这次会谈在某
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双方的融洽关系。马哈蒂尔希望把吉打海岸外的浮罗交信岛发
展成为旅游胜地，也为此向我求助，要求新航载送搭客飞人浮罗交怕。新航在日本
和澳大利亚推出一个三天旅游配套，却并不成功。我告诉他，浮罗交信没有基础设
施，根本无法同摈城或者附近的泰国普吉岛竞争。他要求我跟达因详加讨论这些问
题。
达因是马哈蒂尔的亲信，也是他在故乡吉打州的多年老友。达因头脑灵活，善
于处理数字，办事果断，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是个成功的商人。担任财长期间，
他倡导了多项政策，使马来西亚经济从国营企业转型到以利润挂帅的私人企业。没
有达因的积极推动，马来西亚转向自由市场政策的过程恐怕不会那么广泛而成功。
达因是个精明的谈判者，而且遵守协议。
替接班人清除障碍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之前，我设法替接班人清除障碍。过去，
贩毒分子从新山乘火车到新加坡，沿途把毒品扔出窗外抛给在指定地点等候的同谋。
因此，我在1989年就告诉过马哈蒂尔，我们准备把关税和移民办事处从南部的丹戎
巴葛火车站迁移到兀兰长堤新加坡这一头，在入境处检查乘客。我可以预见到这个
行动一完成，乘客必会在兀兰下车，乘坐新加坡的地铁、巴士或的士进入市区。马
来西亚人心里一定不会高兴，因为根据法律，铁路经过的土地不再使用的话，就必
须交还给新加坡。因此我向马哈蒂尔建议，联合重新发展有关的土地。马哈蒂尔授
权达国跟我谈条件。几个月后，双方终于同意，丹戎巴葛、克兰芝和兀兰的三大块
主要地段将联合发展，马来西亚占60％，新加坡40％。协议要点在1990年11月27日
签署，就在我卸任前的一天。可惜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显示，我无法做到在解决
所有问题之后，才把总理职位移交给吴作栋。
签署协议三年后，达因写信给我，说马哈蒂尔认为有关协议不公平，因为它并
未把武吉知马一块铁道局地段包括在双方共同发展的计划内。我答复说，协议是公
平的，我给了马来西亚三块地段的60％而不是50％份额。那是我跟他之间谈妥的协
议，难以要求吴总理重新谈判。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期间和之后，马来西亚一再采取步骤，限制新加坡进人
马来西亚市场。他们规定征税与通过制定法律，减少或禁止马来西亚人使用新加坡
的港口、机场和其他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他们指示本国银行和其他借款人避免
向在新加坡的外国银行借钱，而是利用在吉隆坡或纳闽（他们在沙巴州岸外一个小
岛上建立的避税场所）设有分行的外国银行。他们这么做，反而促使新加坡加强了
竞争能力。
1990年后，我避免参与跟所有东盟国家政府包括马来西亚的官方交往，以免介
人吴总理的工作范围。不幸的是，1997年1 月，我在一场诽谤诉讼的宣誓书中，提
到新山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枪击、抢劫和拦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