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
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
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
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
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
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
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
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
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
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
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
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
阴沟和小河都不0 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
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
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
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
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
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 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
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
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
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
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0 意未必那
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
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
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
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徙置署，应付徙置过程中涉及的争论不休和讨价还价的问题。
无论小贩、农民或家庭小工业者，他们永远不喜欢搬迁和转行。这是个有政治风险
的任务，非得小心并采取。恫情的态度处理不可，否则在来届选举中会失掉很多选
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官员和受影响选区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局面，以便减
少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徒置农民最为棘手。我们定下了赔偿率，根据的是农场建筑的面积、农场范围
内铺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积、果园里的果树数目和鱼塘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繁荣，我
们提高了赔偿额。但是连最慷慨的赔偿也不够好。上了年纪的农民不晓得该怎么办，
也不会使用赔款。他们不得不住进组屋，对过去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粮食的猪、鸭、
鸡、果树和莱地怀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迁到建屋局新组屋区15到20年后，许多
人依然投票反对行动党。他们认为行动党政府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纪念仪式。这两条水道一
直是新加坡市区的天然下水道。我颁发金牌给执行计划的官员，表扬他们的成就。
之后，我们建了八个新港湾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闲钓鱼的场所。每天能
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 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
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
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
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
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
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
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
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
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
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
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
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
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
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
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
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
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
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
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
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
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
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
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
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l 月。1997年
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
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
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
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
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
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
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
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
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
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
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
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
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
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
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
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皇宫所在地。新
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早自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
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
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
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
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
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
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
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
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
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
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
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
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
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
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
僚在1992年1 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
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
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0 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
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
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
“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
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
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
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
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
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13、政府和媒体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
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
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
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959年至今的40年里，新加坡报界已经逐渐脱离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我
们通过设定界限做到这一点，这些界限主要是为我们的英文新闻从业员而设的。过
去，《海峡时报》集团的新闻从业员深受担任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和记者的影响。
多年以后，在80年代人行的年轻一代新闻从业员，才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西
方的标准不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不过，新加坡的新闻从业员跟美国
的报刊有所接触，并受到它们的报道风格和政治态度的影响，美国媒体对当权者总
是抱着猜忌和怀疑的态度。华文报和马来文报就没有遵循西方�